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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文官蔭子武職制度探析

發布日期:2018-12-28 原文刊于:《史學月刊》

 

              

 

                                                                      秦博

 

摘 要: 作為一種特異軍功褒獎蔭敘,明代文臣蔭子武職制度濫觴于景泰朝,通過不斷地事例積累、制度調整而發展成為文臣蔭敘體系中的最高層級。在長期的制度運行實踐中,“文臣蔭武”實際上起到了補充“文臣封爵”的作用,潛在政治影響巨大。文臣蔭子武職制度使部分縉紳子弟成為世襲武官,絕大多數進入錦衣衛軍官序列,客觀上促進了明代社群階層流動,對加強文臣、武將間的聯系起到積極作用。但不可否認的是,整個“文臣蔭武”制度,以及“蔭武”軍官跨越文、武而形成的政治庇護關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催生著軍隊的腐敗。

 

關鍵詞: 文臣蔭武  文臣封爵  錦衣衛  社群流動  政治庇護關系

 

明代恩蔭制度,特別是文官蔭敘制度的基本框架已有學者考論[1],然而,明代文臣蔭子武職在恩蔭制度中的相對獨立性,以及它的緣起、演化過程尚未被學界充分揭示。考察“文臣蔭武”制度并非僅限于對制度本身的梳理,其重要意義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明廷在勛爵冊封制度不斷僵化失效的情形下,有以“文臣蔭武”補充“文臣封爵”的趨勢,這一政治現象尤其值得探討;二,明代文、武兩途原本界限分明[2],文臣蔭子武職造就出一批縉紳出身的錦衣衛將帥,使縉紳、武將群體的身份壁壘得以打破,同時催生了文臣、武官間復雜的政治庇護關系。鑒于前人研究之不足,筆者將追溯明代文臣蔭子武職制度的緣起,評價其利弊得失,并對相關的政治社會問題做出分析。

 

              一、文臣蔭子武職制度的緣起

 

(一)早期“文臣蔭武”事例考辨

關于明代文臣蔭子制度,有學者指出,景泰朝以前得蔭敘者僅五十余人,且皆屬特恩蔭職,“蔭職一般都是在蔭敘者故后或致仕以后”,多有“通過乞恩獲得”,所蔭職官其中僅個別為軍職[3]。是故文臣蔭官武職誠為文職蔭敘中頗為特殊的一環,其發展脈絡既未脫離整個蔭敘制度,又別具特色。翻檢明代列朝《實錄》,參照其他正史政書、雜史筆記及前人研究,可發現最初的一批文臣蔭序武職出現于明代中前期,通過考察這些個案或可認識這一制度的最初狀態。

依《明史·楊榮傳》記載,正統五年(1440),內閣大學士楊榮病逝,“年七十,上輟朝一日,贈太師,謚文敏,授世都指揮使”[4]。這一敘述十分模糊,給人以正統五年楊榮甫逝即被恩蔭子孫武職的感覺。如果此說成立,楊榮子孫實筆者目力所及明代最早獲蔭武職的文官后代。但細究此條記載,疑竇甚多,不可不辨。首先,最可疑處乃依明代武官制度,都指揮一級是流官,特殊情況下準世襲一輩[5],無所謂“世都指揮使”者。據成化朝大學士尹直《謇齋瑣綴錄》載成化十三年(1477)年事:

 

時福建都指揮楊曄,以毆死人命,蒙差刑部、錦衣官勘提。曄逃匿京師其姊夫董中書玙家。董托錦衣百戶韋英營解。適英正欲從汪(筆者注:太監汪直)刺事而無由,即潛報汪,謂曄東楊少師(筆者注:指楊榮)之曾孫,家資鉅萬,造惡百端,嘗納生人于棺,合置諸穴。今事露,乃挾黃白數千兩來京,賄求內外,將欲招納亡命,下海謀不軌。汪甚喜,昏夜馳至韋家酣飲,發官校掩捕曄等,就韋舍鞫之……[6]

 

此事件原委另見《明憲宗實錄》:

 

法司擬福建建寧右衛致仕指揮同知楊泰罪,坐斬。時泰子曄為太監汪直所獲下獄死,上命太監錢喜及百戶韋瑛往籍曄家,并械泰及其同居男女百余人至京獄具命。泰依律處斬,其余擬罪有差,財產悉入官獨祠堂,與田三十頃給還泰家屬。[7]

 

綜合二說可知,楊榮孫楊泰、曾孫楊曄確實兩代世襲武官,所蒞官職為建寧右衛指揮同知,在楊榮原籍衛所銓注[8]。但成化本朝即有人如尹直訛傳楊曄任職“福建都指揮”,造成《明史》纂修者剪裁之誤。其次,排查史料可知楊泰并非是在楊榮死后即可得職,其得授武職的原委值得考究,或非承蔭。據楊榮死后時人為其所撰《行狀》等資料,楊榮有“長子曰恭,次曰讓、曰錫、曰賜、曰貴芳、曰貴通”,“孫男十二泰、儼、俊、倫、儉、佶、儆、佐、倧、偉、倜、儀”[9],而楊泰在楊榮“卒于武林驛”時以長孫身份“侍側”并“殮含如禮”[10]。但據《明英宗實錄》記載,楊榮離世時朝廷僅“官其子恭為尚寶司丞”[11],未提及楊泰情況。再查弘治朝《八閩通志》,有“景泰間”任建寧右衛指揮同知有楊泰一員,系由景泰朝“建寧右所副千戶升”,楊泰子楊燁于成化朝“襲父泰職”[12]任指揮同知。其中楊泰無疑為楊榮長孫,“楊燁”應是“楊曄”之誤,誠楊榮曾孫。據此,楊泰應大致于景泰年間被授建寧右衛副千戶一職,后升任本衛指揮同知世襲,其授官距楊榮去世已有一段時間。至于楊泰得職副千戶并累升世襲的詳細時間、原因、經過,皆不見于《明實錄》、方志等權威史料,或是礙于楊曄的狼狽情況而有所避諱。但《明實錄》中的一條相關記載卻透露出些許線索。據《明英宗實錄》,正統十四年(1449)十一月有“福建建安縣民楊泰、楊讓,崇安縣民藍文煜”等“各出谷千石有奇賑濟”,景帝“詔賜璽書旌勞復其家”[13]。楊榮原籍福建建安,長孫名“楊泰”,次子名“楊讓”,與《實錄》所載捐糧之人同名同地,疑似為同一人。而正統、景泰年間捐納成風,有學者指出,至景泰七年(1456)朝廷因災害嚴重,已準湖廣軍民有能納米五百石者授軍職百戶,八百石授千戶[14]。進而推想,楊泰有可能是先輸糧千石,后于景泰朝以捐納得授武職,或非承接祖蔭。是故楊榮之例存疑,不宜作為早期文臣蔭子的典型加以討論。此外,有學者將洪熙元年(1425)尚寶司卿朱琇升世襲金吾左衛指揮使的事例歸為文臣蔭子武職類[15]。實際上,仁宗是因朱琇在“先帝靖難時常效力守城”且預測出了“夜有星大如杯色赤見天鉤” [16]的瑞象,故而改其尚寶司卿文職為世襲武職以資犒賞的,并非真正意義上的蔭子武職。王世貞即將朱琇事跡列入《弇山堂別集》中《文臣改武》[17]條目下。

排除了楊榮等人的案例后,再梳理《明實錄》中相關記錄,可發現較為典型的明代文官蔭子武職事例最早見于景泰朝。景泰元年(1450)八月,其時督兵貴州的兵部尚書侯璡“以勞瘁卒于普定”,景帝“賜祭葬,蔭其子錦衣衛世襲千戶”[18];景泰二年(1452),景帝召兵部尚書于謙子于冕陛見,當即授官府軍前衛世襲副千戶[19];景泰五年(1454),兵部尚書兼掌詹事府的儀銘死,景帝“命有司治葬事,錄其子海為錦衣衛百戶”[20];景泰五年,南京刑部尚書楊寧“自敘其前后軍功,乞蔭其子”,朝廷授其子楊堣為直隸新安衛世襲副千戶,而“時堣方一歲”[21]。楊寧原籍南直隸歙縣[22],其蔭子系銓注原籍衛所。分析明代最初這批文臣蔭武職的案例,不難發現其得蔭主要緣于恤功酬勞,這無疑與“土木之變”后明代特殊局勢有關,例如侯璡、于謙、楊寧皆曾親自指揮軍隊安邊,有實在軍功;儀銘系景帝藩邸舊臣,雖無實在軍功,但蒞政兵部多年亦有勛勞[23]。此外有得蔭者自行題請,再受蔭敘之情況,而其所獲軍職或銓注京衛,或銓注本鄉衛所,似無定制。總之,這些文官蔭子武職的情況可視為對文臣軍功勛業的個別嘉獎,其制度化運行程度甚低。例如曾常年參與邊防軍事事務的戶部尚書金濂功勞非凡,死后被追贈沐陽伯爵[24],但其子金良輔于景泰六年(1455)“自陳其父有軍功乞錄用”時,也只是被授予都察院照磨的低級文職[25]

(二)“文臣蔭武”事例的累積與初步制度化

此后天順、成化、弘治三朝延續前政,視軍事貢獻為主要衡量標準以蔭敘文官子弟武職。當時正逢明代文臣督、撫統兵制度推廣之際,得蔭之邊臣有所增多。有學者依《明史》及《弇山堂別集·賞功考》記載擇出“成化中, 項忠因鎮壓荊襄流民有功, 蔭子授為錦衣千戶;韓雍因鎮壓廣西瑤民起義有功, 蔭一子錦衣百戶;王越因大同黑石崖之捷蔭一子錦衣百戶”[26]三例。但項忠、韓雍蔭子武職因由過程《明史》記載不確,需要結合其他文獻訂正。更需指出的是,王越“附阿太監汪直”成化十六年(1480)得封威寧伯入勛臣行列后,多次蔭子武職并推恩升級,最“氣焰可畏”時,長子王春為錦衣衛指揮同知,次子王時為錦衣衛都指揮使,幼子王昕為錦衣百戶[27]。這些恩蔭實屬勛臣冒濫蔭子范疇,已經非一般文臣蔭敘可比,似不應并列一處討論,而“大同黑石崖之捷蔭”即屬此類[28]。實際上王越封爵前以文臣身份僅得蔭子武職一員,且冒濫色彩極濃。項忠、韓雍、王越外,筆者再蒐集拾遺天順、成化、弘治三朝文臣蔭子武職事例,列下表以資分析:

 

1:天順、成化、弘治三朝文臣蔭子武職事例表

 

時間

受蔭者

所蔭職務

受蔭原委

資料出處

天順朝

故內閣大學士曹鼐孫曹榮

錦衣衛世襲百戶

英宗復辟,念曹鼐“土木之變”殉難,蔭其孫。

《明英宗實錄》卷一八一,正統十四年八月壬戌,第3505頁;《明英宗實錄》卷二八三,天順元年十月乙未,第6072頁。

天順元年

致仕禮部尚書胡濙長子胡谼(又名胡長寧)

錦衣衛鎮撫,帶俸不任事

朝廷念胡濙“歷事累朝”并“從濙請”而蔭其子。

《明英宗實錄》卷二八一,天順元年九月丙午,第6037-6038頁;[]李賢:《古穰集》卷一〇《禮部尚書致仕贈太保謚忠安胡公神道碑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44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04-605頁。

天順元年

吏部尚書王翱子王竚

初錦衣衛世襲副千戶,后升指揮

王竚天順朝“由恩生從父翱征韃賊有功”,王翱為“乞恩”得千戶,成化四年“疏其父軍功故得世襲”,“尋升指揮使”。

《明英宗實錄》卷二八二,天順元年九月癸酉,第6056頁;《明憲宗實錄》卷五一,成化四年二月乙末,第1031-1032頁;(嘉靖)《河間府志》卷二六《選舉志·武弁》,《天一閣方志選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433頁。

 

成化二年

左副都御史韓雍弟韓睦

初錦衣衛鎮撫,后自立功勞升百戶

韓雍平“大藤峽”功“當蔭子”,“以與弟睦授錦衣所鎮撫”,后韓睦以“從征兩廣軍功累升錦衣衛百戶”。

[]尹直:《都御史韓公言行錄》,載[]徐纮編:《皇明名臣琬琰錄》后集卷一七,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第44冊,臺北明文書局1991年版,第543頁;[]韓雍:《襄毅文集》卷一三《行狀·先考行實》,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45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80頁。

成化十年

兵部尚書白圭子白鑌

錦衣衛百戶

白鑌“自陳其父累立軍功,乞量授武職”,正德朝升帶俸指揮使。

《明憲宗實錄》卷一三六,成化十年十二月戊戌,第2559頁;《明武宗實錄》卷一〇九,正德九年二月己酉,第2240頁。

成化十二年

戶部尚書馬昂次子馬恕

錦衣衛百戶

馬昂“自敘軍功為子恕乞官”。

《明憲宗實錄》卷一五〇,成化十二年二月己卯,第2733頁。

成化十五年-成化十六年

兵部尚書仍掌都察院事王越次子王時(王越封威寧伯爵后三子恩蔭不論)

 

世襲錦衣衛百戶,后再加蔭升正千戶

成化十五年撫寧侯朱永自陳舊功請行賞,憲宗“以永功既與王越同,各許其一子世襲錦衣衛百戶”。成化十六年王越奏“威寧海子之捷”,朝廷升報捷者王越子錦衣百戶王時正千戶。

 

《明憲宗實錄》卷一九三,成化十五年八月己亥,第3414頁;《明憲宗實錄》卷二〇一,成化十六年三月丙戌,第3523-3524頁。

成化十五年-成化十六年

遼東巡撫都御史陳鉞子陳澍

錦衣衛百戶,后自陳立有軍功升千戶

陳澍初為父陳鉞報捷,升冠帶小旗,后“乞恩改冠帶監生”,“尋復以監生報捷升錦衣百戶”,又“自陳斬獲功陞副千戶”,后“仍稱文官三品例應送子入監,乞以軍功遞升”,得任正千戶。

《明憲宗實錄》卷二〇三,成化十六年五月辛丑,3557頁。

成化十六年

故內閣大學士李賢次子李玠

初錦衣衛署百戶,后升千戶

李玠“初從威寧伯王越以軍功授總旗”,成化十六年“自陳其父舊勞乞恩補蔭”,以“蔭及累樹功于比邊,授錦衣百戶,進千戶”。

 

《明憲宗實錄》卷二〇三,成化十六年五月庚子;第3557頁。

[]程敏政:《篁墩文集》卷一七,《展墓圖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52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1頁。

成化十七年

故兵部尚書程信長孫程塤

錦衣衛世襲百戶

左春坊左諭德程敏政“自陳父信歷官中外,屢立戰功,乞循例追錄舊功,授武職于其子”,故有是命。

 

 

[]程敏政:《篁墩文集》卷五一《男塤授官告文》,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53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19頁。

弘治六年

故兵部尚書余子俊子余寘

初錦衣衛千戶,子孫世襲百戶;后功升僉事,加蔭世襲正千戶;終升同知。

余子俊嘗“以都御史廵撫延綏,積有軍功,既卒,授其孫承祖為錦衣衛百戶世襲,未幾承祖卒”,而余寘“時已中鄉舉將選”,又“援例乞恩”任武職。弘治十五年,余寘功升僉事,陳乞父功,請比照景泰朝兵部尚書侯璡例,將子孫世襲千戶,獲準。余寘于正德朝以內批終功升同知

《明孝宗實錄》卷七四,弘治六年四月戊戌,第1379頁;《明孝宗實錄》卷一八五,弘治十五年三月壬寅,第3413頁;《明武宗實錄》卷二九,正德二年八月壬辰,第747頁。

弘治十四年

故吏部尚書李秉孫李邦佑

錦衣衛百戶。

以“秉為都御史時常督軍征建州有功故”

《明孝宗實錄》卷一七三,弘治十四年四月壬辰,第3157頁。

弘治十五年

故兵部尚書項忠孫項鏞(前有子蔭錦衣,后罷)

嘉興守御千戶所世襲百戶。

項忠有子項綬先從軍以奏捷授錦衣衛鎮撫。成化七年,項忠總督軍務“捕荊襄流民事竟”有功,子項綬升秩一級。成化十三年,項忠受誣革兵部尚書職,子錦衣衛千戶項綬受牽連貶“調湖廣九溪衛帶俸差操”。

弘治十五年,項忠死,朝廷“以忠為廵撫都御史時嘗有軍功”,補錄其孫項鏞為嘉興守御千戶所百戶世襲”。系銓注原籍衛所。嘉靖朝有裔孫為吏部尚書吳鵬婿,又緣夤“改外衛為錦衣”。

 

 

 

《明憲宗實錄》卷九三,成化七年七月甲午,第1793-1794頁;《明憲宗實錄》卷一六七,成化十三年六月甲辰,第3024-3025頁;《明孝宗實錄》卷一九四,弘治十五年十二月乙巳,第3572頁;[]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卷五《勛戚·世官》,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144頁。

明代中期,有關文臣蔭子武職的具體條件、實行細則未開列于典章,從以上特舉、臚列景泰朝以降的十余個相關事例來看,獲得“文臣蔭武”優待的大臣是官僚隊伍中的絕對少數,仍屬于“異典”范疇。但不斷累積的“文臣蔭武”案例也構成了一種類似“事例法”的制度規范,其制度運行特點大致有三:

第一,得蔭的條件較為嚴苛,戰功或殉難等軍事勛勞是文臣蔭子武職的主要條件。大臣一般需累有勛勞,升至閣、部一級,甚至致仕身死后上報,方有機會獲得蔭子武職的榮譽。少數指揮一次重大戰役勝利如韓雍、項忠者,也可直接蔭子武職。王越雖大功蔭子,但冒濫傾向嚴重。初次受蔭后再積功或子孫繼續陳乞,可加、補原蔭軍職入世襲銜或升職。值得指出的是,明代武職非軍功不準世襲,永樂元年(1403)即規定,“官舍、旗軍、余丁曾立戰功升授職役者,其子準承襲”,“若先不曾立功就與職役,后亦無戰功者,不準襲”[29]。而統觀文官蔭子武職者中,初授官時即明確給與子孫世襲待遇的占去大半,這些受蔭子孫多是單純坐享父祖軍功推恩,本身無征戰立功的資歷,是不符合武職非軍功不世襲之制的。那些蔭子武職不言世襲者中,既有胡濙、儀銘之類無實際軍事勛勞者,也有白圭、馬昂等邊區戰守督撫,而內閣大學士李賢子李玠自征戰有軍功,也未入世襲銜,個中原因不明。可見文臣蔭子武職畢竟是蔭敘制度,其強調“軍功”授職的同時“推恩”色彩厚重,在子孫世襲武職這一問題上尤有錯濫之嫌。

第二,蔭子武職的規格高于其他蔭敘。明代中期官員蔭子制度已經初具規制[30],有關文臣軍勞、殉節之蔭敘褒獎亦粗成定制。如依《皇明條法事類纂》,成化元年(1465)一月,明朝廷通過討論四川平叛陣亡知縣李旺等人的優恤待遇,定“文職奮勇殺賊沒于戰陣者本身褒贈行取子男或弟姪一人入監讀書錄用例”[31]。成化三年(1467)憲宗又奏準“在京三品以上官員子孫聽令一人送國子監讀書出,若大臣果有勛勞于國,出自特恩錄用其子孫者,不在此限”[32]而從上舉事例不難看出,大臣多是在獲得蔭子監生、文官的優待以后,再積功勞得蔭子武職的,最典型例證即陳鉞子陳澍先依照“文官三品例應送子入監”,后請以軍功遞升,終官錦衣千戶[33]。明代蔭敘制度遵嫡長親緣順序,這就造成先蔭的文官、監生通常為文臣家族中的嫡長子所得,而次子并孫輩享受蔭子武臣的優待,如兵部尚書馬昂長子馬忠為國子監生,次子馬恕為錦衣衛百戶[34]。但這一現象并不能說明“蔭武”比“蔭文”要等而次之,因為另有如王竚、余寘等嫡長子孫放棄恩生、舉人身份改蔭錦衣的例子,整體而言蔭子武職是整個文臣蔭敘制度中的高階。

第三,所蔭武職大多集中于錦衣衛,且多自百戶一級起蔭,僅少量蔭子者銓注原籍衛所。錦衣衛非一般軍事衙門,實為高級禁衛機構,號稱“右列雄俊第一”[35]。自明代初年,“諸后妃、尚主、公侯、中貴人子弟”中當授官者均寄祿于錦衣衛[36],體統極重。文臣蔭子武職者之所以大多銓注錦衣衛,就在于該衛容納貴族近侍的尊隆地位和“恩蔭寄祿無常員”[37]的體制特性。鑒于錦衣衛的特殊性質,明代常有軍官子弟希圖調入,至弘治十三年(1500),兵部題請“錦衣衛系近侍衙門,比先年間各衛官員,無故不得濫入”,獲準,奏議云:

 

(錦衣衛)近年以來乞恩、傳奉而改入者前后相繼,甚至匠藝之琉亦有升至指揮就得銓注本衛,又如在內外總兵官都督兒男正系將門之子襲替之后應合仍在原衛支俸送入各營操練弓馬,習學韜略以備后日邊將之用,且免使黃選紛更。今都督兒男伊父祖充總兵者不知自有原衛,一概比例俱要改注錦衣衛,此等之徒其心豈欲為國,無非因見本衛官員勢位烜赫,俱不操練,又有皂隸柴薪之供,坐享當貴,所以朦朧具奏乞改本衛……[38]

 

而軍功文臣子弟徑直蔭入錦衣衛,實屬高規格優待。

綜上而言,明代中期蔭子武臣是對具有顯著軍事功勞及非凡政治身份的閣部大臣的特別嘉獎。獲此殊榮的文臣數量較少,其具體運作模式一般是臨時乞恩奏報,并未形成特別規范的制度條文而列入政書典制。《明史》中有所謂“嘉靖以前,文臣子弟多不屑就”錦衣衛軍官的記載[39],實屬偏頗。實際上,作為高級政治嘉獎,明代中期文臣蔭子武職少有人得,遑論“不屑就”。

作為“事例法”,典型的前朝文臣蔭子武職故事常為后人援引為再開蔭敘恩典的依據。例如于謙子于冕本受蔭任府軍前衛副千戶,成化朝,于冕“自陳不愿武職,改兵部員外郎”后“累遷至應天府尹”[40]。至弘治朝,于冕又援引前朝事例奏請朝廷,請求再蔭于謙后代為世襲武職以奉祀續絕,其疏云:

 

臣竊思先任兵部尚書王驥以征麓川有功,子孫至今世襲靖遠伯爵,馬昂、白圭、程信、余子俊等先后為兵部尚書,各以有功,見今子孫蒙敘蔭,臣父之功與王驥等相類而臣父死于忠節,大為不同……近體見行恩例,遠追前代故典,俾臣嗣男允忠得以蔭授臣原授世襲武職,看守祠堂墳墓。[41]

 

于冕之請轉吏部驗封司討論,吏部研究了于謙蔭子,于冕改職原委及王驥、馬昂、白圭、程信、余子俊等大臣軍功蔭子情況后,認為于謙之功勞雖“封侯、伯,俾之世襲亦不為過”,而“其子冕原授世襲副千戶,系伊父于謙總督軍務克平虜寇軍功所升,與馬恕、白鑌、程塤、余寘之官無異”,最后提議“合無將于允忠仍授以于冕原授世襲副千戶,惟復另一軍職,就往杭州前衛帶俸,以奉于謙之嗣而守其墳墓”,為皇帝批準[42]。可見若干文臣蔭子武職的事例在某種程度上組成一種相對獨立的高規格蔭敘模式,在時人心目中甚至可與封爵重典相比擬。而于謙后代蔭職的文、武秩互換及再蔭武職的“異典”現象,也表明了這一時期該蔭敘作為特別功勛酬勞手段的性質。

 

         二、文臣蔭子武職制度運行的常態化

 

(一)冒濫軍功與“文臣蔭武”的激增

正德朝始,文臣冒濫軍功以蔭敘世襲武職的情況增多,這明顯是受到武宗尚武情節及宦官佞幸冒功風氣的不良影響。據《弇山堂別集》載,正德五年(1506)“寧夏平”,邊功加恩于內閣大學士李東陽、楊廷和、劉忠、梁儲等,閣臣皆加官蔭子。此次推恩雖未將閣老們蔭子武臣,但邊功恩及內閣實“自茲歲始”[43]。至正德八年(1513),“以山東、河南賊平,內閣大學士李東陽、楊廷和、梁儲、費宏各蔭子錦衣世襲正千戶,辭”[44]。王世貞指出,正德朝的這種冒濫推恩乃“蓋內臣欲大有封殖,而以是餌閣臣也”[45]。此說誠為確。此后正德十二年(1517),朝廷“錄大同打魚王山及鎮西南山莊坪等處功”,將監督太監張忠“加祿米二十四石,蔭弟侄一人為錦衣衛正千戶”,并“總兵左都督劉暉子副千戶,提督侍郎丁鳳子百戶,俱世襲”,又以“兵部運籌有功”加尚書王瓊“少保兼太子太保,蔭子如忠”[46]。該戰役本因諸將官杭雄等拼殺“乃有此捷”,而太監張忠提前回朝,并無功勞,只是因兵部尚書王瓊題請,“故忠再受賞而并及瓊”。當時王瓊“與權幸相結納”,多次冒領軍功,“數承蔭敘”[47]。正德十三年(1518)七月,武宗又開“應州御虜功升賞”,大肆封賞蔭內臣武將子弟,“督餉侍郎鄭琮仁、侯觀,廵撫都御史胡瓚、劉達各蔭子”錦衣衛百戶。此次推恩加蔭被《明武宗實錄》編纂者認為是“軍功之濫未有甚于此者”[48]。然而同月內,武宗又自以“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朱壽,親統六師剿除虜寇”的名義,功賞隨軍太監谷大用等內臣、兵部尚書王瓊等文臣、都督朱泰等武弁佞幸,蔭其子弟為錦衣衛千、百戶,另以“運籌定議,協力成功”為名敕內閣楊廷和、梁儲、蔣冕、毛紀“各蔭子侄一人錦衣衛世襲正千戶”[49]。在正德一朝,部分文臣隨內臣、近婞冒濫軍功以蔭子武職,誠為不稽。嗣后嘉靖皇帝入繼大統,為拉攏朝臣,以擁迎駕戴功再開大規模冒濫蔭子,其中閣臣蔭子之命令尤為不稽,受蔭大臣紛紛請辭,《弇山堂別集》敘其來龍去脈,云:

 

嘉靖元年,楊太師廷和、蔣少傅冕、毛少保紀以辭伯爵,費少保宏以辭蔭錦衣指揮使,改蔭錦衣指揮千戶等官,復固辭。以兵部尚書彭澤言,蔭楊公四品在京文職,蔣毛五品,費七品,皆世襲,固辭,復不許,然四公迄無拜。[50]

 

嘉靖朝類似的濫蔭間出,如嘉靖十七年(1538)以“慈寧宮工完”功,即“賞武定侯郭勛、大學士李時、夏言、太監高忠各銀五十兩,彩四表里,蔭一子錦衣衛百戶”[51]。但總體而言,嘉靖中年后冒濫的程度和頻率有所降低。

猖獗的推恩冒濫現象在一定程度上破壞了“文臣蔭武”作為非常例嘉獎的嚴肅性。一些督、撫無需多年積勞,僅憑依附內臣,一次軍功即有機會獲得蔭敘;而在朝閣部大臣更是坐享推恩。這種傾向引起了部分官員的憂慮和不滿。如正德朝以平中原農民起義,加恩閣臣“蔭子侄一人為錦衣衛千戶時”,李東陽等“三疏辭,特改授文職,又辭”[52],明顯有居之不安的心理。正德十三年六月,朝廷升任平定南贛一帶動亂的王守仁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并蔭子錦衣衛世襲百戶,王守仁“辭免”,武宗“不允”[53]。嗣后王守仁勉強就蔭,再上謝恩疏,陳述軍功賞罰要節,稱“自知貪冒之恥”,且“蔭子實非常典,私心終有所未安,愍勉受命,憂慚交集”[54]

晚明邊事迭起,加之明中葉以后文臣冒功蔭子的刺激作用,使得朝廷較為常態化地加蔭文臣子弟以武職。內閣大臣、兵部僚員、地方督撫、殉節紳宦等以各類勛勞得蔭,這種趨勢長期持續直至明朝滅亡。據《萬歷野獲編》載,明代中后期內閣重臣如夏言“暴貴自擬世襲錦衣”,翟鑾“以故相行九邊”蔭錦衣[55],其余嚴嵩、徐階、高拱、張居正皆以推恩軍功勛勞,得蔭子錦衣衛,其詳如下:

 

嘉靖中葉,嚴分宜尚以孫效忠,冒嶺南功拜千戶,尋劾罷,蓋此官不輕畀如此。……既而翟諸城以行邊功,特拜千戶,即授官其子矣。夏貴溪薄錦衣不屑就,思開五等,致有河套之役,以及于敗。嚴分宜懲其事,但用擒虜功,以其孫鵠受正千戶,且即于南鎮撫司管事,則現任輔臣子孫所未有也。徐華亭緣此亦得世錦衣,不復辭。而穆宗朝,高新鄭、張江陵,亦以軍功得千戶。至今上初年,張江陵之子簡修,遂進指揮,理南司,如嚴氏故事,未幾削奪,亦與分宜同。今閣臣世蔭錦衣者,惟楊新都之孫宗吾,翟諸城之子汝敬,徐華亭之曾孫有慶,承襲用事。[56]

 

總而言之,閣臣之蔭子武職都有推恩的成分。這其中,內閣大學士楊廷和在嘉靖初曾以所謂擁戴迎駕功蔭子,后楊氏在“大禮議”中失勢,所得恩蔭也未實行。其曾孫楊宗吾錦衣衛指揮僉事之職,還是在萬歷朝追請所得[57],此蔭跨越半個世紀,歷四代人方落實,推恩安撫之意明顯。兵部、督撫實與兵事,憑借軍功蔭子世襲的情況更為激增。嘉靖年間,邊臣蔭子武職尚有銓注原籍之例。如嘉靖三十四年(1555),兵部尚書許倫、總督薊遼右都御史王忬以軍功加蔭千戶等官時,世宗命其子弟“俱照舊總督、鎮巡蔭官俱填注原籍衛所”[58]。同年,江南御倭有捷,巡閱侍郎趙文華奏請蘇松兵備參政任環“統率訓作所致”有功,乞將任環“授以欽降官銜如武職游擊之任”。兵部覆議認為“文職改授武銜,查無舊章”,請嘉獎任環命“照舊管理兵備事”,并“或照大同知府王誥事例,特蔭一子為原籍衛所百戶,就令隨軍殺賊”[59],其子得為“潞州衛左所副千戶世襲”[60]。萬歷朝以后,司馬、職方之官推功蔭子武職者幾乎全部銓注于錦衣衛,絕少例外。僅抽檢現存《錦衣衛選簿》中開列萬歷朝之例,即有兵部尚書陳子章[61],兵部尚書吳兌[62]、遼東巡撫張學顏[63]、兵部尚書譚綸[64]、薊遼總督梁夢龍[65]、遼東巡撫張學顏[66]、兩廣提督軍務凌云翼[67]、偏沅巡撫江鐸[68]等等。著名的殉節蔭子之例有原江西廵撫右副都御史孫燧在正德朝“寧王之亂”中“以辱賊不屈”死,嘉靖四年(1525),孫燧子孫堪“赴闕陳謝褒卹先公之典,奉特旨蔭授錦衣衛左所正千戶”[69];嘉靖朝追贈太仆少卿史際因率領“家丁拒倭”而“破家殉國”,朝廷“以鄉紳抵倭蔭錦衣千戶”[70]

明代中后期文臣蔭敘武職除次數、頻率增加外,還有“一門多蔭”[71]的情況間出,其中嘉靖朝佞相嚴嵩尤熱衷于為子孫接連爭取錦衣衛職務,嚴重沖擊了蔭敘的規范性。上引《萬歷野獲編》《宰相世賞金吾》條對此有概論,另據楊繼盛嘉靖三十二年(1553)“十大罪”彈劾疏詳云:

 

(嚴嵩)朋奸比黨,朦朧奏合,先將長孫嚴效忠冒兩廣奏捷功升所鎮撫,又冒瓊州一人自斬七首級功,造冊繳部。效忠告病,乃令次孫嚴鵠襲替,鵠又告并前效忠七首級功,加升錦衣衛千戶,今任職管事。有武選司旻字十九號堂稿可查。夫效忠、嚴鵠,皆世蕃子也,隨任豢養,未聞一日離家至軍門,乳臭孩童,亦豈能一人自斬七首級?而假報軍功,冒濫錦衣衛官爵。[72]

 

《明世宗實錄》轉引楊繼盛奏議時,“效忠、嚴鵠,皆世蕃子”一句寫作“效忠、嚴鵠,皆世蕃養子”[73]。根據其他一些史料記載,嚴效忠本“嚴嵩家人”[74],系過繼子孫,嚴鵠亦嚴嵩“義孫”[75],嚴效忠、嚴鵠二人本非親兄弟,再承蔭轉襲,誠為不稽。嚴效忠、嚴鵠外,嚴嵩另有孫嚴紹庭為錦衣衛千戶,后升錦衣衛指揮使[76]。嚴世蕃曾緣邊帥咸寧侯仇鸞“捕敵奸細”功“而晉工部右侍郎,予一子錦衣衛千戶”[77],嚴紹庭之官或是得之此蔭。此后文官一員蔭子孫多人錦衣衛的代表人物應屬萬歷朝兵部尚書李汶、田樂二臣。甘肅巡撫田樂初以萬歷二十三年(1595)“甘州斬虜功”升“兵部左侍郎,蔭一子錦衣衛百戶世襲” [78]。至萬歷二十四年(1596),“兵部題敘西寧官軍獲捷功次”,時任三邊總督李汶“升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照舊總督,蔭一子錦衣衛副千戶世襲”,而甘肅巡撫田樂“升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侍郎,照舊廵撫,原蔭兒男升指揮同知世襲”[79]。萬歷二十七年(1599),朝廷再“錄甘鎮功”,此時已升任兵部尚書的田樂加“太子太傅,蔭一子世錦衣衛正千戶”[80]。萬歷三十年(1602),神宗追論“寧夏二次捷功”命總督三邊尚書李汶“兼支尚書俸,賞銀五十兩,大紅蟒衣一襲,蔭一子錦衣衛百戶世襲”[81]。田樂致仕后,接連再蔭子田爾樹為“錦衣衛指揮使世襲”[82]、庶長孫田元蔭為錦衣衛衣左所指揮僉事[83]。萬歷西北三邊戰事頻繁,李、田二臣以任丘同鄉共鎮甘寧,被時人贊為“近代所少”[84]。二人積功多蔭,與嚴嵩冒功濫蔭實有不同,本無可厚非。但田氏一門嫡庶子孫盡占籍錦衣,以致天啟朝閹黨大奸錦衣都督田爾耕[85]晉身朝堂,蹂躪正人,也可視為蔭敘制度的負面作用。

得蔭武職的文臣累增,或坐鎮邊陲、參預樞務而真有軍功;或純粹坐享推戴,故而魚龍混雜期間于是有朝臣秉持軍功原則,對大臣得蔭資質提出質疑。萬歷朝都察院御史朱鳳翔就曾指責史際、凌云翼“冒功當革”,但時人沈德符卻認為兩家之蔭非過,只是因為得蔭升職的凌子超、史繼書兩錦衣衛指揮僉事“俱為故相江陵客,不免剪抑太過”[86]。萬歷十三年(1585),宣、大總督鄭雒因“閱視敘勞”被授“太子少傅,蔭一子錦衣衛百戶”,對此刑科左給事中王繼先提出意見:

 

今邊圉無事,諸臣謹守筦鑰,修理微勞,亦其職分。即使城隍盡濬,墩堡盡修,以視血戰當錄者萬萬不侔,而況其未必然乎?皇上嘉諸臣之功,不過曰整理邊務,效有勞績,如是而已,而遽以邀延世之賞,如持左券,歲復一歲,在邊臣視為應得,而何有于激勸之實。[87]

 

可見大量的蔭敘使得軍功蔭子與推恩冒濫的界限有所模糊,一定程度上減弱了文臣蔭子武職作為特異褒獎的意義。但相比內臣、勛戚、邊帥推恩無常,動輒一門蔭入錦衣衛,文臣蔭子武職畢竟是以大臣勛勞尤其是以軍事功勞為主要蔭授原則的高規格褒獎機制。其間冒濫間出,實際上反映了中國傳統皇權體制“生殺予奪在一人”的特點。

值得指出的是,明代中后期兵事頻仍,朝廷有必要以蔭子錦衣之制激勵在邊督撫和機要大臣;而錦衣衛非一般軍職衙門,銓任其中附帶的諸多利益也使文臣子弟樂于就蔭。但也有少數大臣出于各種理由,尤其是對武職的某些偏見而不樂其子弟混入行伍。萬歷朝遼東巡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顧秉謙以平定女真功勞“錄一子錦衣”,顧氏力辭曰:“上威德與諸將士力,我何功?且家世業儒,可復侵介士路耶!”于是皇帝定顧秉謙“僅升俸一級”[88]。萬歷朝內閣大學士申時行極力抵觸蔭子錦衣之制,自稱“我本書生起家,身后子孫通塞不可知,第還我窮秀才面目足矣,奈何變衣巾為兜鍪,占籍行武,親死不喪,世世作健兒”[89]。萬歷十年(1582)“云南獻俘”,朝廷加申時行“少師,進中極殿,蔭子錦衣”,時行力辭,“僅進一階,改世蔭為尚寶丞”。申氏此舉有“自后柄地以軍功辭世蔭者,自公始也”[90]之時譽。

(二)、“文臣蔭武”的規范化及對“文臣封爵”的補充

文臣蔭子武職作為特殊事例法的性質長期存在,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如萬歷五年(1577),兵部尚書譚綸死,其子監生譚河圖“將父生前軍功比例乞蔭”,兵部查得譚綸履歷勛勞后,提出“比照先臣余子俊蔭一子錦衣衛百戶世襲”之例給蔭,神宗準之[91]。但隨著文臣蔭武職的常態化執行,其制度化特征亦不斷凸顯。所以從某種意義而言,累增的冒濫推恩作為一種制度震蕩,尚有推動文臣蔭子武職制度化進程的作用。

關于文、武大臣軍功蔭子武職并世襲的具體條件、流程,據萬歷《大明會典》:

 

凡恩蔭世襲,文、武大臣及總兵參游以下將領剿賊,如遇大敵,能運謀設伏,沖鋒陷陣,建立奇功者,撫按分巡官覈實具奏,兵部題奉,欽依升職蔭子,有世襲字樣者俱準襲。[92]

    

此條首次明確了文臣恩蔭武職的軍功原則,并開列上報的審核程序。由于該法令不見于正德《大明會典》中,應系嘉靖朝以后漸成之例。一些史料中透露了更加量化具體的蔭子武職的戰功準則,如焦竑所撰萬歷朝遼東巡撫顧秉謙《神道碑》中有一次戰役“首虜功數百,錄一子錦衣”[93]的記載,據《錦衣衛選簿》,遼東巡撫張學顏因萬歷三年(1575)擒獲“酋首王杲,斬首一千一百四顆”而“蔭一子錦衣衛世襲百戶”[94]。而累功加蔭與考滿制度的結合,使文臣蔭子武職的制度階序性增強。萬歷五年(1577),吳兌以廵撫宣府都御史考滿,“蔭其子有孚為國子生”[95]。后吳兌“總督邊務有功勞”,吳有孚改授錦衣衛世襲百戶。此后吳兌又連續積功加蔭,吳有孚進而因“遼東獲捷功升世襲一級”,再因“薊遼閱視功”而“授正千戶”[96]。指揮重大戰爭勝利而功勛卓著者可越過累功加蔭的過程,直接蔭子指揮使一級的高官,例如援朝抗倭戰爭勝利后,神宗“以東征功成,大賚文武諸臣,總督邢玠加太子太保,蔭一子世錦衣衛指揮僉事”[97];平定“播亂”后,又以“開疆展圖”功勛蔭巡撫貴州兵部尚書郭子章一子錦衣衛指揮僉事世襲[98]。關于恩蔭武職子孫承襲次序,萬歷十二年(1584)題準:

 

大臣恩蔭武職,必須世嫡或嫡長子孫別有職事,方許次房借蔭。次房亦有職事,方及再次,待后身終及應替日,仍還嫡長子孫世襲。若一家二蔭或原有世職,則以職大小為序,職大者與長房,次者與次房。[99]

 

此令旨在避免大臣家族內部因承襲蔭職而起爭端。移蔭的具體事例如隆慶五年(1571),山西總督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王崇古奏稱“先以陜西三邊軍功蒙蔭長孫王之楨,今蒙圣恩蔭一子錦衣衛世襲正千戶,其原蔭國子生請移次孫之乾”,吏部查驗后請準王氏“移次孫補蔭”之奏,獲皇帝批準[100]。另有萬歷朝大臣梁夢龍任戶部侍郎時三年考滿,蔭長子國子生,后梁以兵部尚書立邊功蔭子錦衣,長子承蔭,移原蔭國子生與次子[101]等等。

除了制度運行程序不斷規范化外,蔭子武職作為高級政治褒獎的特性也得以鞏固,這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其一,“職大者與長房,次者與次房”的規定使得恩蔭武職例為嫡長子孫承襲,蔭子監生等優待作為次級蔭敘為幼支子孫承領,名實相符地突出了蔭子武職的優越特性。其二,大凡集體授升賞時,得蔭武職的文臣都是功高而處于受賞階序前列者。如萬歷二十一年(1593)平寧夏哱拜,《明神宗實錄》中單獨開列經略葉夢熊、廵撫朱正色、監軍梅國楨及總兵李如松、蕭如薰等俱“蔭一子錦衣衛指揮同知等官世襲”,而其余官員只云“各升賞有差”[102]。其三,文官長期履邊,獲得各類升遷、嘉獎后方得蔭子武職的事例仍舊存在,蔭子武職相較其他褒獎更顯尊崇。如自萬歷六年(1578)始,兵部右侍郎梁夢龍先以“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總督薊、遼、保定”,后在鎮逾年,“就任加兵部尚書”,又因修筑邊墻功“加太子太保”,一品三年考滿后,方“蔭子至錦衣衛百戶世襲”,同時“賜白金文綺,間以飛魚坐蟒”,累積榮寵被譽為“近代邊臣未有”[103]

明代異姓軍功爵位只有公、侯、伯三等,相比中國傳統的“五等爵”已屬缺制。而自明代開國伊始,絕大多數勛爵即由武將受封,文臣得封爵者屈指可數。明代中后期雖邊事迭起,文臣督、撫多親歷疆場,但勛爵冊封卻又趨于停滯。朝廷視封爵為重典固然不錯,但過度地吝惜爵賞,反而會使得大臣喪失為國效忠的進取心。對此,復社名士陳子龍提出恢復“五等爵”以振奮軍心:

 

今天下奮智亡身,趨功名,為天子去所惡,則莫若輕封爵矣。……今天下之患,人輕上位而意無求進。圣王設所慕以系其心,以其事異而名重也。夫爵,權物也,濫則重之,以示有尊也;曠則輕之,以示能臻也。……今莫若復子、爵為五等,而余悉去不置,明等危、汰冗雜也。[104]

 

然而明代國家大政多系朱元璋以“祖制”名義構建,僵化不可變通。在這種情況下,制度化的文臣蔭子武臣由于有軍功推戴、子孫世襲的性質,在一定意義上代替了文臣封爵的政治功效與政治意義,成為朝廷酬答功勛文臣的重要形式。這種制度的關聯性雖然沒有開列于典制,卻為時人默認共識。如前文所述,早在弘治朝于謙子于冕題請再蔭于謙后代武職時,就并列援引前朝兵部尚書王驥封伯與兵部尚書馬昂、白圭、程信、余子俊等蔭子錦衣之事例,作為乞請理由[105]。類似的將蔭子武職比附為“次級”封爵或“準封爵”制度的觀點在明代中后期廣泛流行,如沈德符在編撰《萬歷野獲編》時,就把有關文臣蔭子武職《世官》[106]條及《補蔭》[107]條納入《勛戚》卷中。明代公、私文案典籍中徑稱文臣蔭子武職為“延世之賞”[108]、“延世金吾”[109]也是比附公侯伯“世爵”稱謂而來。嘉靖初年,廷議王守仁封爵事宜,群臣上奏云:

 

夫封爵之典,論功有六:曰開國,曰靖難,曰御胡,曰平番,曰征蠻,曰擒反;而守臣死綏,兵樞宣猷,督府剿寇,咸不與焉。蓋六功者,關社稷之重輕,系四方之安危,自非茅土之封,不足報之。至于死綏、宣猷、剿寇,則皆一身一時之事,以錦衣之蔭則可,概欲剖符,則未可也。[110]

 

軍功大者封爵,軍功小者蔭子錦衣,可謂是點明了“蔭武”與“封爵”間存在的制度關聯性與補充性。嘉靖初年,兵科給事中夏言等奉命查勘前朝武職冒濫狀況后奏報,其奏疏中先論洪武“開國”、永樂“靖難”公、侯、伯冊封情況,表前朝“慎重名器”之意,緊接其下陳述錦衣衛職官“額設”職官名目,并痛陳“自正統后,貴妃、尚主、公侯、中貴子弟多寄祿衛中,遞進用事”,及“正德間,奄宦擅權,貴倖子弟以奏帶冒銜錦衣者尤多”[111]的弊政,甚至隱然有將勛、戚、文、武、內各類大臣的蔭子錦衣都比附為封爵之意,可見蔭子錦衣在明代政治褒獎機制中的地位作用。

 

     三、“文臣蔭武”制度與文、武交往庇護關系的形成

 

如清初史家查繼佐所論,明代官場“自分縉紳、介胄兩途”[112],文官銓選以科舉為基礎,武官銓選以世襲為基礎,所謂“國家所以駕馭文武者,惟擢用與承襲而已”[113]。武官集團主要由明初軍將的子孫后代構成,是一個相對封閉的身份性世襲社群。而文臣子弟一但蔭入錦衣衛世襲,就意味著這支子孫世代占籍右列。這種現象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明代武官群體的內部封閉性,改善了錦衣衛武職人員結構。不少進入武職行列的文臣子弟繼續保有原縉紳家族的階級習性與社會交際網,同時通過婚婭、職務關系不斷漸染武士之風,成為溝通縉紳與武職兩大政治社會群體的紐帶。

文臣蔭武子弟的這種社會媒介作用在明代中葉業已凸顯。如弘治年間,吏部尚書姚夔子中書舍人姚吉甫曾倡導父輩中同榜進士而“通朝籍,居京師者”舉行聯誼活動,引得在京官宦縉紳子弟唱和交游,有“四十年通家之誼藹然如昨日”之盛況。參與集會者多是文職士紳,而因父蔭入武職的兵部尚書白圭子錦衣衛千戶白鑌、巡撫李秉子錦衣衛百戶李靖也欣然參與[114]。再如明代七朝老臣吏部尚書王翱蔭一子王竚為錦衣軍職,王竚長女“適天津左衛指揮黃溥”,次女“適國學生楊鏜”,孫女五人中“長適馬溥、次適錦衣千戶韋綱,次適錦衣指揮張禹之子,其次適錦衣千戶趙輗之子,其次適騰驤衛指揮夏銘之子疄等”[115]

至晚明時期,銓入錦衣衛的文臣子弟憑借自身跨越“文”、“武”的特殊政治文化背景及資源,在社會交往的基礎上構建出一套政治庇護關系,保障自身及家族利益的長存。

這一方面表現為文蔭子弟藉自身特有優勢,逐步掌控了錦衣衛的權力。《明史》論及錦衣衛升職之途有四,乃“勛衛、任子、科目、功升”[116],其中任子、科目無疑是文臣子弟升遷良途,武舉科考更是縉紳出生者所擅長。萬歷朝兵部尚書郭子章孫郭承昊即因接連承祖父兩次軍功推蔭,再于萬歷三十七年(1609)“中式本省武舉鄉試”,得以在天啟五年(1625)憑指揮僉事之職升“南鎮撫司僉書”。至崇禎十一年(1638),郭承昊終任錦衣衛掌衛[117]。即便“功升”一途非為征戰軍功,實指刑偵審訊,“惟緝不軌者當之”[118],而文臣子弟諳習文牘,也具優勢。自明代中葉始,錦衣衛堂上官即實行推選考察制度。至嘉靖朝,兵部從各指揮使一級官員中推選將才授予“掌印”、“僉書”之差遣以掌錦衣衛事,并五年一次軍政考選以定升黜的機制逐步確立。掌錦衣衛印者多累升至五府都督一級[119],常被稱呼為錦衣大帥。文臣子弟出身的錦衣軍官自幼游走公卿之間,晉升到一定程度,更易獲得推舉、回護以秉大權。據《萬歷野獲編》,明代祖制錦衣衛蔭敘子孫“不掌本衛大堂印”,且萬歷朝以前“公卿大臣尚視金吾為粗官,胄子自愛亦不羨緹騎之長”,錦衣衛掌印官由文臣蔭敘者充任,始于萬歷初年劉守有[120]。劉能夠升遷掌權,與其身份背景密不可分。劉守有系萬歷朝兵部尚書劉天和之蔭孫,名臣梅國楨之中表兄弟,與“江陵、吳門二相相暱”[121],又時時交游王世貞兄弟“日相與徴逐詩酒之社”[122]。守有因張居正“牙爪”的關系而被“特擢之”以“掌衛印”,俟“江陵敗”后,“復與政府及廠珰張鯨交結用事,赫濯者幾二十年,卒以善去”[123]。其時,文臣蔭子錦衣官為公卿仕宦往來庇護者尚多。如凌子超、史繼書“俱為故相江陵客”[124],史繼書還與王世貞兄弟“相善,亦時時稱許”[125]。故兵部尚書張學顏孫蔭錦衣指揮張懋忠在萬歷朝軍政考選中不利,但因其有“負才藝,交名流,故司馬孫也”之名,公卿大臣“競出全力救之”[126]。據《萬歷野獲編》所論,錦衣衛自劉守有掌衛印管事后,“世家子孫,求綰衛篆,如登碧落”,以至“明攻暗擊,蔑人閨門”[127]。《萬歷野獲編》進一步列舉了晚明階段錦衣衛內部文蔭子弟紛紛崛起,兵將校尉、內臣弟侄漸趨邊緣化的狀況:

 

以余所見,如許忠節之后名茂橓者,孫忠烈之后名如津者,皆以地位逼近次當掌印,而終不得,憤恨如不欲生,他無賴者又無論矣。最后則王襄毅(崇古)孫(之禎)擅衛十余年,窮極貪狡,與同列周尚書(詠)之子(嘉慶)爭權,起大獄,幾族滅之,為天下切齒。然則錦衣固蛇虺之窟。祖制不欲清流握柄,意深遠矣。余見二三緹帥談金吾近例,以從列校奮者為賤隸,即貴至極品,不許南司理事,況登大堂。又稱中貴子北蔭者,為傳升官,視同唐之斜封墨敕,禁不使大用。[128]

 

有學者鉤沉劉守有家世,發現劉守有之后,其孫劉承禧,其曾孫劉僑繼續兩代世襲錦衣衛官,皆升至都督一級并掌衛事[129]。劉氏之外,兵部尚書吳兌孫吳孟明、兵部尚書郭子章孫郭承昊、兵部尚書田樂子田爾耕,都是天啟、崇禎時期顯赫一時的錦衣大帥。基于錦衣衛司法職能的特殊性及文蔭子弟的自身優勢,明代甚至有人提指出“錦衣用人之法政,與司馬門推擇材官不相類也。以其介而仗立丹陛下,與執法筆簮之士大夫共對,故而錦衣掌印大帥“惟儒而后能當此任”[130]的理論。

另一方面,任職錦衣衛的儒臣子弟致力于改善錦衣衛的行事作風,調護縉紳士大夫,進而鞏固、擴展他們在文臣群體中的影響力。劉守有即有“士大夫與往還,獄急時,頗賴其力”[131]之佳名,王錫爵盛贊其“典握禁兵,用儒飾將,府中不聞急步疾呼,蓋江陵之威焰得翁調劑者多矣”[132]。從王世懋與劉守有往來書信中,可見守有雖居高位握實權,但禮賢下士,與人相惜之態:

 

門下提禁旅,與元相對,侍楓宸,權寵赫熠,震動人耳目。而世懋關隴一外吏,又復棄去,掩關為道民,揺首畏事,不敢出口道京師。其于蹤跡徑庭,奚啻萬里。然論此心于形骸外,又何同也。[133]

 

而據《萬歷野獲編》所載軼聞,劉守有“好文下士”,其表親梅國楨“每游京師,輒以羽林衛士給之,因得縱游狎邪,如杜牧之危淮南書記時”[134]。梅國楨自有《詩中秋戲簡劉子大司隸》證之:

 

西風元不到青樓,日暮歡聲徹曉愁。花里亦能留上客,尊前別自有中秋。雙雙蟬鬢行相逐,處處鸞笙醉未休。為問朝回千萬騎,如何此夕踏歌游。[135]

 

在天啟朝激烈的黨派政治斗爭中,更有原兵部尚書張學顏蔭孫錦衣帥張懋忠與東林黨士大夫相合,抗擊閹黨,被崔呈秀打入《東林朋黨錄》[136]

劉守有等人借助私人關系擴張權力之態已遭人側目,然而,嚴嵩蔭子錦衣曾孫嚴云從在南明永歷朝的事跡更是充分反應出這種庇護關系的扭曲畸變形態,尤其值得關注。據王夫之《永歷實錄》載,嚴云從崇禎朝“以武進士歷官參將”。當永歷帝即位,嚴氏“依附擁戴,擢錦衣衛指揮使,加都督同知”。此后,嚴云從又與軍閥馬吉翔、郭承昊黨比,“事劉承胤為外援,承胤為奏封清江伯”[137]嚴云叢其人“碌碌充位”,基本上對永歷朝局毫無貢獻,惟與佞幸軍帥縱奢享樂為好。據史載,當時“馬吉翔首為導諛,修鹵簿,備法駕;戚畹王維恭、債帥侯性、嚴云從輒矜豪侈;李元胤以將家子官環衛,軍中故有樂部,吉翔與諸戚弁日酣歌縱飲,卿貳臺省稍相師師,中夜炬燭相望,識者為之寒心”[138]

嚴云從以奸邪之后藏身,又不斷于亂世中投機鉆營,冒濫得爵,亦可稱奇。通觀云從履歷不難看出,其“文”、“儒”的身份認同及文化意識基本不存,“武”的身份認同逐漸增強,行為模式上頻繁呈現“奸”、“賴”等明末腐敗軍官的慣有特征,這種文臣蔭武子弟多元身份的單向化畸變姑且可稱為“武職化”,而所謂“武職化”的傾向在天啟朝閹黨都督田爾耕及嚴云叢同僚郭承昊身上也有所體現,絕非偶然現象。文臣子弟出身的錦衣將官本以多元文化背景取得政治優勢,但在權閹一手遮天的天啟朝及軍將普遍強勢的南明諸朝,部分文臣蔭武子弟的雙向身份認同自然會服從現實利益需求,向掌握實權者需要的“崇武”方向傾斜,進而漸染內婞、軍閥群體腐化專橫之風,在扭曲的政治庇護關系中盡露丑態。

 

                          結語

 

明代的文臣蔭子武職制度作為一種特異軍功褒獎蔭敘構建于景泰年間。明代中期,軍功受蔭原則被較嚴格地執行,文臣蔭武的事例相對較少,但相關案例不斷累積,形成一套特征明顯、可被援引的初級事例法,以“軍功得蔭”、“銓注錦衣”及“規格尊隆”為主要特點。正德、嘉靖以降文臣夤緣冒濫而蔭子軍官的情形有所抬頭,配合邊事頻仍的社會背景,閣臣、樞臣、撫臣、藩司等各級文臣多有得蔭錦衣衛武職者,推恩、冒功間雜其中,在一定程度上沖擊了文臣蔭武特異褒獎的性質。但與此同時,累增的事例也推動了文臣蔭武制度化的進程。最終,該制度沒有在冒濫的沖擊下徹底腐朽,而是經過震蕩,逐步成為整個文臣蔭敘體系中的最高級別,并隱然形成對“文臣封爵”制度的補充,成為皇權駕馭臣僚的一項有效手段。從社會層面而言,文臣蔭子武職制度使大批浸染文風的縉紳子弟流入世襲武官隊伍,對打破明代身份性職役管控、改善錦衣衛指揮人員結構、促進社群階層流動起到一定作用。錦衣衛中的文臣子弟作為跨文化樞紐群體,游走于文臣、武將之間,其借助身份優勢構建庇護并擴展政治權力和社會權威的現象尤其矚目。但作為世襲優待的文臣蔭子武職制度本身極易滋生腐敗,“文臣蔭武”子弟依靠特權構建的政治庇護關系隨時可能呈現惡劣扭曲的狀態,南明永歷朝佞臣嚴云叢即是鮮明一例。

 

 

 

 

 

 



[1] 相關研究見榮寧:《試論明代恩蔭制度》,《青海社會科學》2000 年第6 期;郭培貴:《明代文官蔭敘制度考論》,《歷史研究》2005年第2期。郭文尤有爬梳糾錯之貢獻,但在一些論述上亦可商榷。

[2] 明末復社名士陳子龍有“蓋文、武二途”之分離,“莫甚于昭代”的論斷。見[]陳子龍:《陳子龍全集》《陳忠裕全集》卷二三《儲將才》,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727頁。

[3] 郭培貴:《明代文官蔭敘制度考論》。

[4] 《明史》卷一四八《楊榮傳》,中華書局1974年標校本,第4141頁。

[5] 例如“土木之變”中護駕有功的錦衣衛指揮袁彬子孫世襲都指揮僉事之事。見梁志勝:《明代衛所武官制度研究》第三章《衛所武官集團的形成》第二節《衛所武官的基本構成》,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37頁。

[6] []尹直:《謇齋瑣綴錄》六,載[]鄧士龍輯:《國朝典故》卷五八,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318頁。

[7] 《明憲宗實錄》卷一六五,成化十三年四月甲子,臺北“中研究”院史語所1962年校勘影印本,第2994頁。

[8] 楊榮原籍福建建安。見《明史》卷一四八《楊榮傳》,第4138頁。

[9] []江銕:《少師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謚文敏楊公行實》,載[]楊榮:《文敏集·附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40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19頁。

[10] []江銕:《少師工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謚文敏楊公行實》,載[]楊榮:《文敏集·附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40冊,第418頁。

[11] 《明英宗實錄》卷六九,正統五年七月壬寅,第1332頁。

[12](弘治)《八閩通志》卷三二《秩官·歷官·建寧府·國朝·武職》,《福建地方志叢刊》,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72頁。

[13] 《英宗實錄》卷一八五,廢帝郕戾王附錄第十三,正統十四年十一月丙午,第3707頁。

[14] 方志遠:《“冠帶榮身”與明代國家動員——以正統至天順年間賑災助餉為中心》,《中國社會科學》2013年第12期。

[15] 郭培貴:《明代文官蔭敘制度考論》。

[16] 《明仁宗實錄》卷七下,洪熙元年二月丁巳,第237頁。

[17] []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卷九《皇明異典述四·文臣改武》,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161頁。

[18] 《明英宗實錄》卷一九五,廢帝郕戾王附錄第十三,景泰元年八月乙酉,第4126

[19] 《明英宗實錄》卷二〇六,廢帝郕戾王附錄第二十四,景泰二年七月癸卯,第4417頁。

[20] 《明英宗實錄》卷二四三,廢帝郕戾王附錄附錄第六十一,景泰五年七月丙寅,第5288-5289頁。

[21] 《英宗實錄》卷二四六,廢帝郕戾王附錄附錄第六十四,景泰五年十月戊戌,第5343頁。

[22] 《明史》卷一七二《楊寧傳》,第4582頁。

[23] 《明史》卷一五二《儀智傳》,第4189頁。

[24] 《明英宗實錄》卷二三八,廢帝郕戾王附錄附錄第五十六,景泰五年二月辛丑,第5189-5190

[25] 《英宗實錄》卷二四九,廢帝郕戾王附錄附錄第六十七,景泰六年正月壬子,第5388頁。

[26] 郭培貴:《明代文官蔭敘制度考論》。

[27] 《明憲宗實錄》卷二〇二,成化十六年四月甲寅,第3539-3540頁;《明孝宗實錄》卷八五,弘治七年二月戊寅,第1590頁。

[28] []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卷八〇《賞功考下》,第1530頁。

[29] (正德)《大明會典》卷一〇六《兵部一·武選清吏司·襲職替職》,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18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2頁。

[30] 郭培貴:《明代文官蔭敘制度考論》。

[31] []戴金編:《皇明條法事類纂》卷七《吏部類·文職奮勇殺賊沒于戰陣者本身褒贈行取子男或弟姪一人入監讀書錄用例》,楊一凡、劉海年主編:《中國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編第四冊,科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292-295頁。

[32] (正德)《大明會典》卷八《吏部七》,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17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9頁。

[33] 《明憲宗實錄》卷二〇三,成化十六年五月辛丑,3557頁。

[34] (嘉靖)《河間府志》卷二三《人物志·仕籍》,第1263頁。

[35] []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卷八《內閣·宰相世賞金吾》,第216頁。

[36] []王世貞:《錦衣志》,《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749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916頁。

[37] 《明史》卷七六《職官志五·錦衣衛》,第1862頁。

[38] 《兵部武選司條例》,《天一閣藏明代政書珍本叢刊》第十四冊,線裝書局2010年影印本,第248頁。

[39] 《明史》卷九五《刑法志三》,第2339頁。

[40] []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卷九《皇明異典敘四》,第160頁;《明史》卷一七〇《于謙傳》,第4551頁。

[41] 《左軍都督府為于允忠乞恩繼絕疏》,[]丁丙編:《于公祠墓錄》卷三,光緒九年丁氏嘉惠堂刊《武林掌故叢編》,原書頁18-19

[42] 《左軍都督府為于允忠乞恩繼絕疏》,[]丁丙編:《于公祠墓錄》卷三,原書頁19-22

[43] []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卷一二《邊功加恩內閣》,220頁。

[44] []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卷一二《邊功加恩內閣》,220頁。

[45] []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卷一二《皇明異典敘七·邊功加恩內閣》,221頁。

[46] 《明武宗實錄》卷一四六,正德十二年二月甲戌,第2861-2862頁。

[47] 《明武宗實錄》卷一四六,正德十二年二月甲戌,第2863頁。

[48] 《明武宗實錄》卷一六四,正德十三年七月己亥,第3152-3153頁。

[49] 《明武宗實錄》卷一六四,正德十三年七月壬寅,第3159頁。

[50] []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卷八《皇明異典敘三·文職世文蔭》,第138頁。

[51] 《明世宗實錄》卷二一四,嘉靖十七年七月癸巳,第4396-4397頁。

[52] []楊一清:《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贈太師謚文正李公東陽墓志銘》,[]李東陽:《李東陽集》《附錄一》,《湖湘文庫》,岳麓書社2008年版,第1538頁。

[53] []錢洪德:《王陽明年譜》,載[]王守仁:《王陽明全集》卷三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382頁。

[54] []王守仁:《王陽明全集》卷一一《別錄三·升蔭謝恩疏》,第431頁。

[55] []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卷五《勛戚·世官》,第144頁。

[56] []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卷八《內閣·宰相世賞金吾》,第216-217頁。

[57] 《錦衣衛選簿》,《中國明朝檔案總匯》第49冊,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影印本,第188頁。

[58] []楊博:《楊襄毅公本兵疏議》卷三《覆宣大薊遼等處總督尚書許論等獻捷升賞疏》,《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477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77頁。

[59] []楊博:《楊襄毅公本兵疏議》卷三《議蘇松兵備參政任環等軍功升賞疏》,《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477冊,第153-154頁。

[60] []徐階:《世經堂集》卷一七《明故整飭蘇松兵備山東布政司右參政兼副使贈光祿寺卿復菴任公墓志銘》,《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79冊,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733頁。

[61] 《錦衣衛選簿》,《中國明朝檔案總匯》第49冊,第87-88頁。

[62] 《錦衣衛選簿》,《中國明朝檔案總匯》第49冊,第175頁。

[63] 《錦衣衛選簿》,《中國明朝檔案總匯》第49冊,第188頁。

[64] 《錦衣衛選簿》,《中國明朝檔案總匯》第49冊,第207頁。

[65] 《錦衣衛選簿》,《中國明朝檔案總匯》第49冊,第208頁。

[66] 《錦衣衛選簿》,《中國明朝檔案總匯》第49冊,第209頁。

[67] 《錦衣衛選簿》,《中國明朝檔案總匯》第49冊,第274頁。

[68] 《錦衣衛選簿》,《中國明朝檔案總匯》第49冊,第338頁。

[69] []孫升:《伯兄孫都督僉事堪行狀》,[]焦竑輯:《國朝獻徵錄》卷一〇八《都督府三·都督僉事》,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第114冊,臺北明文書局1991年版,第560-561頁。

[70] []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卷五《勛戚·補蔭》,第145頁;[]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卷二一《禁衛·史金吾》,第537頁。

[71] 與前文所論成化朝復蔭原兵部尚書于謙孫輩武職及兵部尚書王越封威寧伯爵后濫蔭、升子三人錦衣衛武官不同,此系較為常規化的文臣蔭子武職多人。

[72] []楊繼盛:《早誅奸險巧倿賊臣疏》,[]陳子龍輯:《明經世文編》卷二九三《楊椒山集》,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3088頁。

[73] 《明世宗實錄》卷三九三,嘉靖三十二年正月庚子,第6908頁。

[74] []周冕:《究正輔臣冒濫軍功疏》,載[]賈三近輯:《皇明兩朝疏抄》卷二〇,《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465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19-720頁。 

[75] []王世貞:《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卷四《嚴嵩》,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52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67頁。

[76] 張顯清:《嚴嵩傳》第二十章《“小丞相”嚴世蕃》第一節《代父票旨》,黃山書社1992年版,第320頁。

[77] []王世貞:《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卷四《嚴嵩》,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52冊,第467頁。

[78] 《明神宗實錄》卷二九〇,萬歷二十三年十月甲子,第5379頁。

[79] 《明神宗實錄》卷二九四,萬歷二十四年二月癸丑,第54655467頁。

[80] 《明神宗實錄》卷三三三,萬歷二十七年四月庚申,第6161頁。

[81] 《明神宗實錄》卷三六九,萬歷三十年二月辛亥,第6914-6915頁。

[82] 《明神宗實錄》卷三八三,萬歷三十一年四月丁酉,第7209頁。

[83] 《明神宗實錄》卷四一〇,萬歷三十三年六月己酉,第7650頁。

[84] []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卷二二《督撫·任丘大僚》,第563-564頁。

[85] 據《明史》,田爾耕為“兵部尚書樂孫也”。但依照《明神宗實錄》卷三三八記載,“兵部尚書田樂家任丘,播酋楊朝棟遣人密投賄揭,樂子爾耕捕其人”,爾耕實乃天樂子。對照《明實錄》中田樂另有子田爾樹的記載,“爾耕”、“爾樹”同輩范字一致,《明史》之說應為誤。見《明史》卷三〇六《閹黨傳·田爾耕傳》,第7872頁;《明神宗實錄》卷三三八,萬歷二十七年八月乙酉,第6263頁。

[86] []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卷五《勛戚·補蔭》,第145頁。

[87] 《明神宗實錄》卷一六六,萬歷十三年九月庚申,第3018頁。

[88] []焦竑:《澹然集·續集》卷一一《神道碑·資德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贈兵部尚書沖菴顧公暨配淑人李氏神道碑》,《理學叢刊》,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959頁。

[89] []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卷五《勛戚·世官》,第143頁。

[90] []焦竑:《澹然集·續集》卷一一《神道碑·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太師謚文定申公神道碑》,第965頁。

[91] 《錦衣衛選簿》,《中國明朝檔案總匯》第49冊,第207頁。

[92] (萬歷《大明會典》卷一二〇《兵部三·銓選三·武職襲替》,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623頁。

[93] []焦竑:《澹園集·續集》卷一一《神道碑·資德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贈兵部尚書沖菴顧公暨配淑人李氏神道碑》,第959頁。

[94] 《錦衣衛選簿》,《中國明朝檔案總匯》第49冊,第209頁。

[95] 《明神宗實錄》卷五九,萬歷五年二月庚午,第1358頁。

[96] 《錦衣衛選簿》,《中國明朝檔案總匯》第49冊,第175頁。

[97] 《明神宗實錄》卷三三九,萬歷二十七年九月乙卯,第6288頁。

[98] 《錦衣衛選簿》,《中國明朝檔案總匯》第49冊,第87頁。

[99] (萬歷《大明會典》卷一二〇《兵部三·銓選三·武職襲替》,第623頁。

[100] []李默:《吏部執掌》《驗封三》,《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258冊,齊魯書社1996年版,第216頁。

[101] []趙南星:《趙忠毅公文集》卷一〇《賀梁文學在宥補蔭序》,《四庫禁毀書叢刊》集部第68冊,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267頁。

[102] 《明神宗實錄》卷二五九,萬歷二十一年四月丁亥,第4803頁。

[103] []錢謙益:《牧齋有學集》卷二八《墓志銘·明柱國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少保謚貞敏梁公墓志銘》,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049-1050頁。

[104] []陳子龍:《陳子龍全集》《陳忠裕公全集》卷二二《五等諸侯論》,第707頁。

[105] 《左軍都督府為于允忠乞恩繼絕疏》,[]丁丙編:《于公祠墓錄》卷三,光緒九年丁氏嘉惠堂刊《武林掌故叢編》,原書頁18-19

[106] []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卷五《勛戚·世官》,第143-144頁。

[107] []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卷五《勛戚·補蔭》,第145頁。

[108] 《明神宗實錄》卷一六六,萬歷十三年九月庚申,第3018頁。

[109] []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卷一七《兵部·文士論兵》,第145頁。

[110] []錢洪德:《王陽明年譜附錄一》,[]王守仁:《王陽明全集》卷三六,第1497頁。

[111] []孫承澤:《春明夢余錄》卷六三《錦衣衛》,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223-1224頁。

[112] []查繼佐:《罪惟錄》卷二〇《兵制總論》,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883頁。

[113] []黃瑜:《雙槐歲鈔》卷三《駕馭文武》,中華書局1999年版,第53頁。

[114] []程敏政:《篁墩文集》卷二五《贈中書舍人姚君歸省詩序》,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52冊,第438-439頁。

[115] []程敏政《篁墩文集》卷四六《恭人鄭氏墓志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53冊,第122頁。

[116] 《明史》卷九五《刑法志三》,第2339頁。

[117] 《錦衣衛選簿》,《中國明朝檔案總匯》第49冊,第87-88頁。

[118] 《明史》卷九五《刑法志三》,第2339頁。

[119] 《兵部武選司》,《天一閣藏明代政書珍本叢刊》第十四冊,第335-339頁;(萬歷)《大明會典》卷一一九《兵部二·銓選二·考選》,第616頁;[]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卷二一《禁衛·錦衣衛》,第532頁。

[120] []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卷二一《禁衛·世錦衣掌衛印》,第536頁。

[121] []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卷一七《兵部·梅客生司馬》,第449頁。

[122] []王世貞:《弇州續稿》卷一四〇《文部·亡弟中順大夫太常少卿敬美行狀》,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84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2頁。

[123] []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卷二一《禁衛·世錦衣掌衛印》,第536頁。

[124] []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卷五《勛戚·補蔭》,第145頁。

[125] []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卷二一《禁衛·史金吾》,第537頁。

[126] []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卷二一《禁衛·錦衣官考軍政》,第537頁。

[127] []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卷二一《禁衛·世錦衣掌衛印》,第536頁。

[128] []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卷二一《禁衛·世錦衣掌衛印》,第536頁。“許忠節”即“寧王之亂”中蒙難以蔭子錦衣的原江西副使許逵;“孫忠烈”即同因蔭子的原江西廵撫右副都御史孫燧。

[129] 胡小偉:《〈金瓶梅〉全本早期收藏者“劉金吾”考》,《文學遺產》1992年第1期。

[130] []張鼐:《寶日堂初集》卷九《賀史金吾晉秩序》,《四庫禁毀書叢刊》集部第76冊,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228頁。

[131] 《明史》卷九五《刑法志三》,第2339頁。

[132] []王錫爵:《王文肅公集》卷一四《書·劉守有錦衣》,《四庫禁毀書叢刊》集部第7冊,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331頁。

[133] []王世懋:《王奉常集》卷四一《文部·與劉金吾》,《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33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版,第617頁。

[134] []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卷一七《兵部·梅客生司馬》,第449頁。梅文武兼才,倜儻任俠,為晚明名臣。萬歷朝以監軍道指揮平定寧夏叛亂,后任宣大總督,累升兵部尚書。

[135] []梅國楨:《梅國楨集》卷四《詩中秋戲簡劉子大司隸》,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87頁。

[136] 《東林黨人榜》,[]錢人麟輯:《東林別乘》,廣東省中山圖書館藏。

[137] []王夫之:《永歷實錄》卷二四《佞幸列傳·嚴云從》,岳麓書社2011年版,第546頁。另王夫之錯將嚴云叢記為“嚴世蕃之曾孫”。按照江西分宜《介橋嚴氏族譜》記載嚴氏世系為:十五世工部左侍郎嚴世蕃→十六世錦衣衛都指揮使嚴紹庭→十七世嚴云從。見《介橋嚴氏族譜》(轉引自嚴曰文:《嚴嵩在分宜》,《嚴嵩與明代政治學術討論會論文集》)。

[138] []王夫之:《永歷實錄》卷一七《晏黃二劉列傳》,第48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