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網首頁|客戶端|官方微博|報刊投稿|郵箱 中國社會科學網
久本草在线中文字幕,中文字幕极速在线观看,中文字幕无线观看
當前所處位置:首頁>>斷代史>>戰國秦漢史
選擇文字大小[大] [中] [小]

朱騰:秦漢時代律令的傳播

發布日期:2019-08-27 原文刊于:《法學評論》(武漢)2017年第20174期

   

  一、引言

  

  

  一直以來,學界都認為,傳統中國乃儒教國家,官吏們對儒家經典的重視程度遠勝于法律;與之相適應,由于古代社會被概括為熟人社會,在相對狹小的鄉間地域范圍內生活的人們又被認為皆具有濃厚的家族意識,因此以朝廷權威為后盾的法律在對基層秩序的控制能力上遠不及以鄉老、里長等所謂小人物為實效保障的禮俗、人情。這種觀點是以中國古代文獻中隨處可見的以宣揚儒家價值觀為要旨的語詞為基礎提出的,自然有其合理性。不過,倘若將史料的考察范圍進一步延伸,就會發現,與諸多統治者對儒學的極力倡導并立的是非儒家論調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時時出現和法律、權謀對理政手段的頻頻介入,所以通說顯然只揭示了傳統中國的秩序維持機理的一個側面,夸大了德教擠壓法律之運行空間的能力。有鑒于此,近年來,法律知識如何在朝野中傳播以至影響官與民的觀念及言行已成為法律史學者的關注焦點之一,而躬耕于明清時代的法律史學者們的思考似乎又表現得最為全面和持久。

  

  

  這當然并不意味著其他朝代的情況缺乏反思的空間,而是說資料保存狀況往往會限制學者們對明清以前的法律知識傳播問題之闡述的廣度和深度。具體到帝制初創的秦漢時代,雖然法家和法治因秦帝國的崩潰而備受抨擊,儒家則經歷了從破敗到顯赫的發展歷程,經學修明的循吏們和條教等規范又不知疲倦地對基層民眾施以教化,但正如漢宣帝對“霸王道雜之”的“漢家制度”的強調所揭示的那樣,作為春秋戰國變法運動之成果的律令和律令學在皇權政治的權力架構下其實一直是朝廷理政模式的必要成分,并且還隨著此種權力架構的完善而走向成熟。由是觀之,上述通說對秦漢時代的適用性顯然要大打折扣,而張金光、邢義田等先生的既有研究也已對法律知識在該時期的產生、傳播及其實際效果有所分析,為后學展示了秦漢法律知識之擴散的宏觀圖景。盡管如此,受限于史料及理論視野的局限性,先賢的著述仍遺留了一些可開拓空間,如律令在從中央向郡縣下發的過程中產生了什么樣的形態變化;法律知識是如何為民眾所了解的;法律知識的傳播與秦漢帝國的構建之間又存在著何種關系。近年間,傳世文獻的深入挖掘和簡牘文獻的陸續公布幾乎是同時展開的,這為后學認真審視先賢遺留的問題創造了可能性條件,本文就試圖利用此類條件更為詳細地考察秦漢時代法律知識闖入官與民的生活世界的過程以推進先賢的研究。不過,在此之前,還有一點需要略作說明,即所謂法律知識的載體頗為多樣,但由于秦漢史料對當時的法律解釋、判例等的記載并不多,因此正如本文的題目所示,以下論述主要涉及律令的傳播。

  

  

  二、律令在官府中的傳播

  

  

  由秦漢帝國開始的皇權政治以一君對萬民的直接統治為其外在特征,但代表皇帝行使權力的則為各級官吏,所以對朝廷而言,為了落實律令之治這一基本理政手段以確保各項政務運行的有序化和穩定化,使律令為官吏們所周知實乃首要問題。那么,在這方面,朝廷究竟采取了哪些舉措?

  

  

  此處先要提及的是居延漢簡所收入的一份由八支簡構成的文書:

  

  

  御史大夫吉昧死言丞相相上大常昌書言大史定言元康五年五月二日壬子夏至宜寢兵大官抒

  

  

  井更水火進雞鳴謁以聞布當用者●臣謹案比原泉御者水衡抒大官御井中二千石二千石令官各抒別火

  

  

  10·27

  

  

  官先夏至一日以除隧取火授中二千石二千石官在長安云陽者其民皆受以日至易故火庚戌寢兵不聽事盡甲寅五月臣請布臣昧死以聞

  

  

  5·10

  

  

  制曰可

  

  

  332·26

  

  

  元康五年二月癸丑朔癸亥御史大夫吉下丞相承書從事下當用者如詔書

  

  

  10·33

  

  

  二月丁卯丞相相下車騎將軍將軍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大守諸侯相承書從事下當用者如詔書少史慶令史宜王始長

  

  

  10·30

  

  

  三月丙午張掖長史延行大守事肩水倉長湯兼行丞事下屬國農部都尉小府縣官承書從事下當用者如詔書/守屬宗助府佐定

  

  

  10·32

  

  

  閏月丁巳張掖肩水城尉誼以近次兼行都尉事下候城尉承書從事下當用者如詔書/守卒史義

  

  

  10·29

  

  

  閏月庚申肩水士吏橫以私印行候事下尉候長丞書從事下當用者如詔書/令史得

  

  

  10·31

  

  

  該文書就是著名的元康五年詔書冊。其大意是說,元康五年,由御史大夫丙吉提出的有關夏至禮儀等問題的奏議得到了漢宣帝的“制可”并在轉變為詔令后從中央經張掖郡、肩水都尉、候官等若干層級一直下發至候。該詔書冊的內容較為完整,并且據日本學者永田英正先生研究,作為邊塞行政層級的候官、候、燧相當于內地的縣、鄉、亭或里,所以該詔書冊在一定程度上可謂秦漢時代律令在官府內部傳達的代表性事例。從簡10·33往下五支簡中皆曾出現的“某官下某某官承書從事下當用者如詔書”一語即所謂“詔后行下之辭”尤其值得重視。“某官”和“某某官”的不斷變動及其在文書傳達中的上下對應關系表明,此類語句應當是隨著詔令的依次下發而被各級官府逐一添寫的。但是,其格式完全相同又暗示,“詔后行下之辭”的書寫乃至其內容很可能都只不過是朝廷的成文或不成文規定的投影,而同樣的語句在題寫于懸泉置泥墻上的元始五年《使者和中所督察詔書四時月令五十條》中的頻繁出現(11)亦可證明這一點。那么,朝廷為何如此而為?毋庸贅言,答案就是為律令在官府內部的傳播留下證明以便在某一級政府因詔書未到達而對律令一無所知時展開追責。或許,正是出于同一目的,秦漢律規定,制詔的傳達要由以郵傳為專職的郵人負責,并且要對郵傳的進展情況予以考核:

  

  

  令郵人行制書、急書,復,勿令為它事。

  

  

  行傳書、受書,必書其起及到日月夙莫(暮),以輒相報殹(也)。

  

  

  郵人行書,一日一夜行二百里。行不中程半日,笞五十;過半日至盈一日,笞百;過一日,罰金二兩。郵吏居界過書,弗過而留之,半日以上,罰金一兩。(12)

  

  

  而在簡牘文獻中經常出現的“郵書刺”(郵件傳遞的實錄)與“郵書課”(對郵件傳遞是否準時的評價)(13)無非就是相關機構執行律文的結果。由此看來,在法律知識的擴散上,朝廷的首要任務是將律令安全而及時地傳送至各級政府,從而為官員們學習和掌握法律知識提供基礎文本。

  

  

  那么,當作為法律知識之本源的律令依次抵達各級官府時,官府或官吏們的反饋又如何?對各級官府來說,并非所有律令都能像元康五年詔令一樣進入其法律知識庫。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所收《內史雜律》云:

  

  

  縣各告都官在其縣者,寫其官之用律。(14)

  

  

  這就是說,縣廷會讓縣中的都官摘抄與其業務相關的律條亦即“其官之用律”。新近公布的里耶秦簡簡文中又有如下內容:

  

  

  卅一年六月壬午朔庚戌,庫武敢言之:廷書曰令史操律令詣廷讎,署書到、吏起時。有追。今以庚戌遣佐處讎。敢言之。(15)

  

  

  據簡文所示,遷陵縣廷令其下屬庫嗇夫武派遣官吏到縣廷檢校律令,佐處應該就是武派出的官吏。考慮到上述都官的情形,遷陵縣廷之所以會發出檢校律令的文書,大概就是因為先前庫嗇夫曾根據其需要摘抄由縣廷所保管的律令,而縣廷則擔心摘抄出現錯誤。可見,在縣與縣內的各類機構之間,法律知識并不是毫無調整地傳播的。若循此思路而將考察的目光往上移,就會發現,在郡與中央之間似乎也存在著類似的狀況。這里不得不提及學者們已有所關注的挈令,(16)如“廷尉挈令”、“樂浪挈令”、“北邊挈令”等。居延漢簡所收的幾支目錄簡提到:

  

  

  縣置三老二 行水兼興舩十二 置孝弟力田廿二 征吏二千石以符卅二 郡國調列侯兵卌二 年八十及孕朱需頌

  

  

  5·3,10·1,13·8,126·12(17)

  

  

  據日本學者冨谷至先生考證,目錄簡所載“縣置三老”、“行水兼興舩”云云即為某郡國所保管的挈令條文的名稱,“二”等數字乃該條文在挈令中的順序。(18)一應名稱皆極為具體,可以想見各條文其實就是該郡國官府所負責的行政事務的投影。另外,岳麓書院藏秦簡記有下列令名:

  

  

  內史倉曹令 內史戶曹令 內史旁金布令(19)

  

  

  上引令名皆冠以“內史”這一官稱表明,三種令與漢代史料所說的“挈令”相似。此類令名大概是某一令集的篇名,自然比“縣置三老”那樣的條文名稱更為概括,但“倉曹”等字樣的存在卻說明內史也是根據各職能部門的工作內容對詔令予以取舍和分類的。顯然,上述考察揭示了朝廷律令在中央與郡及縣與縣內機構之間傳播時產生的變化,但從行政層級上說,卻并未回答律令在縣與郡之間移動時是否也會被調整。此種疏漏出現的原因主要在于,現有文獻中缺乏像上列史料那樣能夠直面這一疑問的記載。不過,我們也可以參照相關文字略作推測。《秦律十八種》所收《尉雜律》云:

  

  

  歲讎辟律于御史。(20)

  

  

  有關律文的含義,睡虎地秦簡整理小組認為,“本條應指廷尉到御史處核對法律條文”。(21)整理小組會得出這一認識大概是受到了該條所屬律篇之篇名的啟發,但在秦史料中,“尉”經常被用作縣尉、都尉、廷尉等冠有“尉”字的職官名的概稱,(22)而秦曾在各郡設監御史亦為眾所周知之事,因此律文似乎也可以理解為“縣每年要到郡的監御史處檢校秦律”。考慮到上文所說的中央與郡及縣與縣內機構之間的律令傳播情況,這樣解釋難道不是更合理的嗎?而且,縣之所以如此而為,其原因如同里耶秦簡所示庫嗇夫到縣廷“讎”律令一樣,無非就在于郡保管的律令會隨著朝廷詔令的下達而不斷改變,縣也不得不根據其行政需求對律令加以摘抄和整理。易言之,在秦漢時代,由于律令尚未成為唐律、唐令那樣的法典,(23)其條文可以持續追加以至于官吏們難以誦記,因此地方政府往往會出于讓官吏熟悉法律,進而確保律令之治順利展開的現實考量并根據該政府整體或其下屬機構的主要政務而整理朝廷頒布的律令。(24)在此過程中,信息量更為集中的各種法律文本將紛紛出現在官吏們面前。

  

  

  然而,官吏們同樣是各有職掌的,經過其所屬官府整理的律令恐怕也很難被他們全面吸收。在這一點上,我們只要針對睡虎地秦簡或張家山漢簡等出土簡牘對秦漢律令的記載狀況略作設問,即可覓得線索。比如,為何簡牘所載律令只涉及部分篇的若干條,而非其全體;據《晉書·刑法志》,(25)盜、賊二律當為秦漢律之重頭,但睡虎地秦簡居然未在收入律文最為集中的《秦律十八種》、《秦律雜抄》中徑直記述盜律與賊律的規定,而只是在《法律答問》部分通過問答的方式間接論及此二者,同為律文之匯集的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卻從起始就羅列了盜、賊二律的條文,這種區別究竟緣何而來;睡虎地秦簡在《秦律十八種》中已提到了效律的若干條文,為何又單獨開辟《效律》部分以對該律篇的內容詳加收錄。有關此類問題,倘若欲尋求相對合理的解釋,就不能不考慮作為不同簡文書寫者的墓主人們的吏員身份及其可能承擔的工作之別。也就是說,雖然作為官府小吏的墓主人們對律令都極為重視,但其業務差異令他們各自的常用律令產生了明顯的不同;于是,他們對律令展開了有傾向性的摘抄,以至于在他們的筆下,律令的各篇章或被強調,或被刪節,或被忽略。結果,個性化的法律文本成為了官吏們的為政參照,律令則完成了從名義上的制定者——皇帝至實際行用者——官吏們的傳播過程。

  

  

  更進一步的問題是,律令的不斷摘抄是否會導致官吏們對律令缺乏整體認識。這種可能性想必是存在的。既如此,秦漢朝廷如何緩解法律傳播過程中出現的對律令之治的不利影響?《漢書·藝文志》有如下記載:

  

  

  《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蒼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章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母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秦篆者也。是時始造隸書矣,起于官獄多事,茍趨省易,施之于徒隸也……元帝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

  

  

  《蒼頡篇》和《急就篇》等是秦漢時代較有代表性的由朝廷組織編纂的識字教材,漢志將編纂此類教材的原因歸結為字體的簡化以便書寫,但這種概括顯然是不全面的。以《蒼頡篇》論,其記錄的文字以同韻分類,如在“職合韻部”項下就列有“逋逃隱匿,往來眄睞”(26)數字,而“逋逃”、“隱匿”皆為秦漢律中的重要概念。(27)又如,“幽宵合韻部”項下有“幣帛羞獻,請謁任辜”(28)等字,其中的“謁”、“辜”亦可謂秦漢律的慣用語。(29)至于“支脂合韻部”所載“齮龁痍傷,毆伐疻痏,

  

  

  宦學諷詩孝經論,春秋尚書律令文……跡行上究為貴人,丞相御史郎中君……遠取財物主平均,皋陶造獄法律存。誅罰詐偽劾罪人,廷尉正監承古先。總領煩亂決疑文,變斗殺傷捕伍鄰。亭長游徼共雜診,盜賊系囚榜笞臀……籍受證驗記問年,閭里鄉縣趣辟論。鬼薪白粲鉗釱髡,不肯謹慎自令然……疻痏保辜謕呼號,乏興猥逮诇讂求。輒覺沒入檄報留,受賕枉法忿怒仇。(31)

  

  

  起始句中的“宦學”二字即表明其下文字皆與宦途有關。具體而言,除了最初兩句強調儒家經典的重要性而體現出漢代重儒學的官方論調之外,其他語句涉及官職、罪名、戶籍、刑罰等各類事項,無一不是貫穿于秦漢時代的制度名詞的匯編。如此看來,識字是為官的基本素質,而秦漢朝廷組織撰寫習字教科書的重要目的之一大概也是試圖整理與各類政務相關的名詞,使官員們通過習字來熟悉律令術語以便他們形成對律令之概貌的基本體會。

  

  

  朝廷的擔憂不乏響應者,在重視法治的秦漢時代,官員們當然也希望自己對律令能有通盤認識。那么,他們又付出了哪些努力?毋庸贅言,直接根據朝廷編纂的教材展開學習是一種極為自然的選擇,而已出土的不少漢代竹簡、木觚皆抄有《蒼頡篇》、《急就篇》所載文字這一點即可謂其明證。(32)除此之外,睡虎地秦簡《為吏之道》中的一段近兩百字左右的記載同樣值得注意。它以每句四字的固定格式收入了在律令中時常出現的關鍵詞,以下將引用若干:

  

  

  孤寡窮困,老弱獨轉,均

  

  

  我們只要將這些詞匯與上述《蒼頡篇》的文句略作對比,就會發現二者在語言風格和內容信息上具有頗為明顯的相似性。(34)由于《為吏之道》的書寫年代不能精確界定,因此這并不必然意味著上列眾多四字句是《蒼頡篇》的單純復刻,或者《蒼頡篇》的編纂受到了上列四字句之匯集的啟發;但是,我們至少可以認為,官吏們亦如朝廷一般在編纂富含律令術語的習字課本。可以想見,對官方或私人習字教材的時時溫習會加深官吏們對常用法律語言的印象,進而通過不斷回憶與此類用語相關的律令條文而產生關于律令概況的大致理解,這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被視為法律知識傳播的又一種途徑。

  

  

  上文粗略地考察了律令在官府內的傳播過程,在此過程中,律令的形態發生了種種變化并最終成為了官吏們的知識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是律令之治得以展開的前提,但律令之治的對象不用說是包括庶民在內的,他們若對律令的規定缺乏了解,必定動輒得咎。然則,法律知識又是如何為民眾所知曉的呢?

  

  

  三、律令如何進入民間

  

  

  民眾是一個包含復雜眾生相的概稱,人們相互間的差異將導致他們獲得法律知識的方法也有所不同。在對法律感興趣或希望憑借對法律的熟稔而入吏的平民來說,“以吏為師”無疑是他們了解律令的有效途徑,《商君書·定分》就記載:“諸官吏及民有問法令之所謂于主法令之吏,皆各以其故所欲問之法令明告之……主法令之吏,不告吏民之所問法令之所謂,皆以吏民之所問法令之罪,各罪主法令之吏。”大概正是因為在秦漢民間,法律知識有其市場,所以久諳律令的仕宦之家的成員才會向有需求者傳授律令學:

  

  

  父弘,習小杜律……躬少傳父業,講授徒眾常數百人。(《后漢書·郭躬列傳》)

  

  

  鐘皓字季明,潁川長社人也。為郡著姓,世善刑律……以《詩》、律教授門徒千余人。(《后漢書·鐘皓列傳》)

  

  

  又,《漢書·藝文志》云:“漢興,閭里書師合《蒼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為《蒼頡篇》。”如前所述,《蒼頡篇》等習字教材收入了眾多律令術語,而漢時,所謂“閭里書師”對此類習字教材的整理自然會為律令學的愛好者提供便利,律令知識也很可能借這股東風向民間擴散。

  

  

  不過,在古代社會的庶民階層中,占絕對多數的應當是識字不多甚或目不識丁并且也不太可能為官的草野匹夫。所以,更具有普遍意義的問題是,如何確保這些真正的小民了解朝廷對他們的言行約束?睡虎地秦簡《語書》論道:

  

  

  廿年四月丙戌朔丁亥,南郡守騰謂縣、道嗇夫:古者,民各有鄉俗,其所利及好惡不同,或不便于民,害于邦……故騰為是而脩灋(法)律令、田令及為間私方而下之,令吏明布,令吏民皆明智(知)之,毋巨(

  

  

  作為南郡太守騰發給下轄官吏的訓誡,《語書》傳達了秦國官方以法律統一民俗的決心。正因為此,它強調“法律令”應當為民眾所周知,而實現這一目標的手段無非就是“令吏明布”即公布律令。龍崗秦簡簡文所收秦律的規定亦可謂其例證:

  

  

  租者且出以律,告典、田典,典、田典令黔首皆智(知)之,及寫律予租

  

  

  然而,秦簡牘所能提供的信息頗為有限,諸如官府如何公布律令、“典、田典”等小吏又如何“令黔首皆知之”等更為細致的問題都需要詳加探討。為此,我們不妨將目光轉向漢代簡牘文獻的若干記載:

  

  

  A十一月丙戌,宣德將軍、張掖大守苞,長史丞旗告督郵掾□□□□□□都尉官□寫移。書到,扁書鄉亭市里顯見處,令民盡知之。(16·4A)(37)

  

  

  B五月甲戌,居延都尉德、庫丞登兼行丞事下庫城倉

  

  

  C閏月乙亥,張掖肩水都尉政、丞□

  

  

  D十月己卯,敦煌太守快、丞漢德敢告部都尉卒人,謂縣:督盜賊史赤光、刑(邢)世寫移今□□□□□部督趣,書到各益部吏,□泄□捕部界中,明白大編書鄉亭市里□□□□,令吏民盡知□□。(I0309:222)(40)

  

  

  上引史料皆為官府向下轄民眾發布公文的記錄,它們生動地展示了漢代地方行政的實態。其中,A、B、C均提到了“扁書”,D中的“編書”則很可能是“扁書”的假借。(41)毋庸贅言,“書”可以指“書寫”,當然亦可引申為“文書”,所以“扁書”即為寫于“扁”之上的文書。額濟納漢簡《專部士吏典趣輒》所載“扁書胡虜講賞,二亭扁一,毋令編幣絕”(42)一語強調“二亭共用一扁”,這也暗示“扁書”乃“以扁而書”之意。冨谷至先生認為,“無論是‘扁’還是‘書’,其意皆為‘寫’、‘署’,因此‘扁書’無非就是二者的連言。”(43)此說顯然強調了“扁書”所蘊含的書寫、文書之意,卻相對輕視了“扁”的介入。那么,“扁”究竟何指?《說文解字·卷二下》“冊部”收入了“冊”的篆文即像竹簡編連之形的“

  

  

  扁,署也,從戶冊。戶冊者,署門戶之文也。

  

  

  《續漢書·百官志五》又曰:

  

  

  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順孫,貞女義婦,讓財救患,及學士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門,以興善行。

  

  

  也就是說,所謂“扁”應為被張掛于門戶之上且由被編連起來的竹簡構成的冊書。一般來說,簡冊大概采取如下編連方式:先將編繩對折,放入第一支簡并把簡身靠在編繩的對折處,然后扭轉編繩對簡予以固定以至右側沒有繩頭;再從右向左依次放入第二、第三直至最后一支簡,每放入一支,就采取同樣的方式來固定;在編完最末簡后,將編繩打結系緊。余下的編繩往往較長,可用于捆扎卷起來的簡冊,或續編新簡。然而,提及“扁書”的上引《專部士吏典趣輒》簡冊的編連方式卻有所不同。其左端預留的編繩較短,且兩端各有兩個由編繩結成的小環。這表明,該簡冊不需要捆扎和續增,繩環顯然就是用來懸掛的,“毋令編幣絕”一語則強調編繩應當結實。(44)此種編連方式可謂極為直觀地證明了《說文》對“扁”的解釋,而所謂“署門戶”的目的無非在于確保人們于每次經過“門戶”時都能輕易望見簡冊,從而加深他們對簡冊及其所載內容之存在的記憶,這大概就是簡文所說“扁書鄉亭市里顯見處,令民盡知之”的準確內涵。更進一步的問題是,如史料B、D所示,簡文也經常會用“大”來修飾“扁書”,它所欲強調的到底是什么?胡平生與冨谷至二位先生均以扁書的外觀立論,但前者主張“大”是指文書書寫材料的形制之大,而后者認為該字所提示的是扁書上的文字之大;佐藤達郎先生似乎認同“大”與書寫材料的關聯性,并進一步指出“大”還可能暗示著某些扁書在篇幅上勝過一般扁書;徐燕斌先生從扁書的宣傳廣度出發認為,“大”乃大范圍、大規模之意;馬怡先生指出,簡文所載“大扁”的公布地點多為道路或要鬧之處,且其內容多涉及對逃犯的通緝等重要訊息,因此“大”是對某些扁書的宣傳緊要程度及內容特征的同時揭示。(45)應當指出,①在秦漢制度用語中,“大”經常被用來指示重要性;(46)②除了前文曾提到的以記有“顯見處……”等字樣之故而表現出扁書之特征的《使者和中所督察詔書四時月令五十條》之外,其他如B、D等那樣以“大”來形容的扁書并未在篇幅上表現出凌駕于A、C之上的絕對優勢;③從目前所能見到的明確載有“扁書”、“大扁書”字樣的簡冊來看,提及“扁書”者似略多于記寫“大扁書”者。(47)可見,胡、冨谷、佐藤、徐等諸位先生的觀點好像都有待更具說服力的論證,馬怡先生的結論則相對更為合理。當然,這并不是說其他主張完全沒有道理,或許正是因為某些用“大”來修飾的扁書因其內容的重要性而產生了對宣傳力度和強度的高要求,所以才在外觀上被大型化。但是,無論如何,我們都可以依據上述考察認識到,當時,政府經常通過張掛簡冊向民眾發布公文書,而且還會根據公文書的內容調整其書寫材料、張掛地點等。(48)

  

  

  毋庸贅言,在公文書所涉內容中,法律條文的出現概率是非常高的,所以我們能較為頻繁地看到記述政府以扁書或大扁書來公布律令之事的出土文獻。(49)其中最有名者大概就是上文曾多次提及的《使者和中所督察詔書四時月令五十條》,但由于其語詞冗長(共九十九行),因此以下將引用另一種頗具代表性的史料即額濟納漢簡所收《始建國二年詔書冊》的片段:

  

  

  因騎置以聞。符第一。 2000ES9SF4:5

  

  

  始建國二年十一月甲戌下。十一月壬午,張掖大尹良、尹部騎司馬武行丞事、庫丞習行丞事下部大尹官縣:丞(承)書從事,下當用者,明白 2000ES9SF4:4

  

  

  扁書鄉亭市里顯見處,令吏民盡誦之。具上吏民一功蒙恩勿治其罪者名,會今,罪別之,以行者,如詔書,書到言。書佐曷 2000ES9SF4:3

  

  

  十一月丁亥,□□□大保□□以秩次行大尉事、□□下官縣:丞(承)書從事,……當用者,明白扁【書】鄉亭市里顯見處,令吏民盡知之。具上一功蒙恩勿治其罪人名,所坐罪別之,如詔書。 2000ES9SF4:1

  

  

  閏月丙申,甲溝候獲下部候長等:丞(承)書從事,下當用者,明白扁書亭隧顯見處,令吏卒盡知之。具上一功蒙恩勿治其罪者,罪別之,會今,如詔書律令。 2000ES9SF4:2(50)

  

  

  第一支簡提到“騎置以聞”和“符第一”數字。據《漢書·李陵傳》“以九月發……因騎置以聞”一句所附“師古曰”,“騎置,謂驛騎也”,“騎置以聞”或可解釋為“通過驛騎向皇帝敬奉覆命報告”,而“符第一”大概是說“使者持有最高一級的信符”。(51)又,第三、四、五三支簡均提及“一功蒙恩勿治其罪者”一語,由于“一切勿治”、“一切勿案”乃漢代赦令的常用詞,因此“功”疑為“切”之誤。(52)在對這些語詞稍做說明之后,簡冊的文意就較為清楚了:始建國二年年末,可能是為了準備對匈奴作戰,王莽制定了赦免并征發和動員有罪者的詔令;該詔令在十一月甲戌日即十一月十二日發出,經張掖太守府、居延都尉府兩級,于閏十一月初五日傳送到甲溝候官,(53)且要求收到詔令的各級官府通過驛騎將對被赦免者依據其所犯之罪加以歸類的文書依次上達,直至皇帝。這里,有三個問題點頗值得關注。其一,甲溝候官乃漢代邊郡下轄的軍事組織,離長安較遠,但詔令的下達只用了22天,這種速度在前工業化時代應該說是相當快的。其之所以如此,恐怕是因為詔令所涉事項頗為重要以至于朝廷采取了“符第一”加“驛騎”的傳送方式。不過,即便是對一般律令,鑒于其本身對國家治理的重要性,從中央向甲溝候官的下發時間應當也不會遠遠超過22天。其二,從第五支簡的記載來看,在正常情況下,律令在到達甲溝候官后并不會停止其前行的步伐,而是很快就會被傳送到各亭、燧并張掛起來以便甲溝候官治下的草民即“吏卒”體驗詔令的存在。其三,張掖郡、肩水都尉應分別轄有一定數量的縣、鄉,如第二、三、四三支簡所示,它們絕不會只針對甲溝候官傳達詔令;中央當然也不可能僅以張掖郡為詔令的適用對象。易言之,考慮到本文第二部分已指出的候官、候、燧在行政層級上與縣、鄉、里或亭的平行關系,第五支簡所載律令送達及張掛之事應當不是甲溝候官的專利,而是眾多縣的共有現象。(54)以上述探討為基礎,我們其實可以很自然地得出如下結論:律令會在被制定出來后的不算太長的時間范圍內進入各地的基層官衙并進而為其轄下民眾所感知,促成這一目標實現的重要中介則是扁書。

  

  

  問題是,以古代庶民的識字率論,民眾能輕易地望見被張掛的簡冊并不代表他們能準確理解簡冊所載律令的含義,那么,官府又將如何而為以推進律令在民間的傳播?前引《始建國二年詔書冊》第三支簡簡文中的“令吏民盡誦之”一句表明,百姓最初應該是通過官吏誦讀(估計還伴有講解)簡冊的內容來掌握律令大意的;第四、第五支簡簡文雖云“令吏民(卒)盡知之”,卻并未提及“吏民”或“吏卒”是如何“知之”的,這似乎又暗含著比“盡誦之”更為復雜的信息。但是,在漢代邊郡故地出土的另一些簡論道:

  

  

  知令重,寫令移,書到,各明白大扁書市里、官所、寺舍、門庭、隧堠中,令吏卒民盡訟知之。(1365)

  

  

  扁書亭隧顯處,令盡諷誦知之。(1557)

  

  

  上引簡文可謂清晰無誤地指出,誦讀已成為邊郡地區官對民傳播包括律令簡冊在內的公文書的基本途徑,而傳世文獻的記載則使官吏誦讀律令的現象在內郡同樣常見這一點得到了證實:

  

  

  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扶杖而往聽之。(《漢書·賈山傳》)

  

  

  太守霸為選擇良吏,分部宣布詔令,令民咸知上意。(《漢書·黃霸傳》)

  

  

  由此可見,《始建國二年詔書冊》所說的“令吏民盡知之”很可能等同于“令吏民盡誦而知之”。我們完全有理由設想這樣一幅圖景:在像《始建國二年詔書冊》那樣的律令簡冊以扁書的形式被公布之時,鄉野民眾中的感興趣者或好事者應當會到現場聽取官吏們對律令的宣講并就不明之處向他們咨詢;隨后,這些民眾又將在家中閑談或街頭巷議的場合鋪陳官吏們所傳授的律令大意,其聽眾則進一步對自己的社交網絡重述其見聞;如此,律令知識被一圈圈地擴散開來,其結果無非即為上引文獻所說的“民盡知之”、“民咸知”。在這一過程中,扁書和宣講顯然是具有重要意義的兩個環節。我們甚至可以說,律令信息流就是經由以此二者為支點形成的管道從官府傳輸到民間的。

  

  

  以上內容當然大都是對漢朝情形的考察,但由簡牘文獻中的固定語言如“明白扁書……顯見處”、“令吏民盡知之”等反映出來的漢制應當說是相當成熟的,所以若認為此種漢制能在漢之前的歷史時期或者至少在秦時找到其類似物,大概不會有于理難通之處,更何況前文曾提及的《語書》亦可作為旁證。這里,如果對本部分開頭所述秦漢民間的律令學傳習稍作回顧,就可以認為,基于朝廷對向民間輸送律令知識的意愿和有效方法,秦漢時代的民眾無論識字程度如何,大體上都有機會或主動或被動地了解律令的某些規定。進一步說,律令在民間的擴散和前一部分所論律令在官府內的傳播共同構筑起律令之治成為朝廷治理術之底色的重要前提。不過,如將視野從秦漢時代往前拉長,律令傳播的歷史意義難道僅限于此嗎?它又能折射出什么樣的宏觀歷史環境呢?

  

  

  四、早期中國的法規范重構運動與律令傳播

  

  

  上古時代的中國曾處于諸邑并存或者說“天下萬邦”的狀態。所謂邑實乃由土壕圍起來的狹隘地域單位,其居民則是人數并不多且崇奉共同祖先神的血族成員。(56)星羅棋布以至互相間被空地隔開的諸邑當然會因開發程度、地理位置、資源儲備的差異而表現出實力強弱之別,眾小邑遂推崇如夏、商、周那樣威望最高的統治大邑的血族為天下共主以維持政治秩序。這種政治體形成方式使邑制國家的理政準則和君臣關系都與后世有所不同。對前者,在諸邑之內,由于其居民皆服膺于祖先的權威,統治者則擁有代表血族成員祭祀祖先的權力,因此他所發布的命令往往不會強調嚴謹的立法程序,而是采取文獻中常見的誥、訓、誓等形式以暗指借祖先之口訓示子孫的意圖。(57)在諸邑之外,被奉為共主的大邑與其他邑并非絕對的支配與服從關系;相應地,作為本血族之行為規范的禮俗也得到了它血族的尊重。正因為此,如春秋時人衛祝佗對西周初年之分封場景的回憶所示,周人在克殷之后并未以征服者的姿態強迫殷人、夏人遵從自己的為政策略,而是對他們采取“啟以商政”、“啟以夏政”的懷柔手段。(58)這樣一來,對上古時代的統治者而言,包括誥、訓、誓、禮等在內的為政準則或者說法規范不僅形式多樣,而且其權威依托于作為各血族之精神象征的祖先們,彼此之間大概也很難做效力高低之分。對后者,盡管在表面上,君主是諸邑的最高權力者,但由于血族聚居乃原始時代社群生活方式的延續,(59)并且,上列各種理政準則皆涉及敬祖意識,而君主未必是血族內對祖先事跡最了解者,因此當訴訟等政事發生時,君主經常會實質性地與血族中的長者或其他有權者商議,正如《左傳·襄公十四年》所載師曠為晉侯描述的古代理想政治一樣:

  

  

  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隸、牧、圉皆有親昵,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

  

  

  另外,日本學者高木智見在綜合考察了焦循的《群經宮室圖》及任啟運的《朝廟宮室考》后指出,當時,天子、諸侯的朝廷從常住的宮室路寢起,依次為燕朝、治朝、外朝,這三者合稱為“三朝”。在外朝,可就戰爭、立君、遷都這三件大事向國人征詢意見,此所謂“三詢”;在治朝,士以上身份者集合處理日常政務;在燕朝,與近臣、宗族舉行合議。(60)這就是說,當時的宮殿設計也充分考慮到了議政的需要,君臣之間則雖為君臣,卻更似師友。綜合以上兩個方面的考察,我們可以知道,上古時代的人們具有極為強烈的祖先觀念,所謂國家治理無非就是貴族群體依托集體智慧對眾多以祖先精神為最終權威的法規范做出選擇并將其適用于具體政事的過程。

  

  

  然而,從西周中后期至春秋,土地交換逐漸流行。(61)不僅如此,春秋諸國還大量開發先前存在于諸邑之間的空地,且通過兼并戰爭掠取他國土地。諸邑的間隙遂日益縮減,諸邑合并成為趨勢,而當時的有權者賞賜他人十數乃至數十邑的做法(62)則無疑強化了這一趨勢。受此趨勢之推動,邑制國家開始向地域國家過渡或者說在疆域上向早期帝國的形象接近,諸邑的居民亦即各血族的混同也就難以避免。這意味著眾多祖先神共居于一定面積的土地之內,而任何血族又很難以其祖先神驅逐其他血族的固有祖先信仰,所以依憑祖先精神來發布誥、誓等法規范并維持其效力變得越來越缺乏現實可行性;另外,以某血族的禮俗取代其他禮俗也是極為不易的,規范危機則似乎成為了時人極為關心的社會問題,“禮崩樂壞”即其概括。與此同時,一種社會現象——立盟正在緩緩興起以至幾乎凡事必盟、人人參盟。(63)眾多盟約中當然會有以重構法規范為導向者,傳世文獻及侯馬、溫縣出土盟書皆時時提及此類盟約。(64)限于篇幅,以下僅舉一例:

  

  

  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左傳·襄公二十三年》)

  

  

  那么,立盟究竟蘊藏著何種力量以至成為了人們確立法規范的重要手段?《禮記·曲禮下》:“約信曰誓,蒞牲曰盟。”孔疏曰:

  

  

  盟者,殺牲獻血,誓于神也。盟之為法,先鑿地為方坎,殺牲于坎上,割牲左耳,盛以珠盤。又取血,盛以玉敦,用血為盟,書成,乃歃血而讀書。

  

  

  據此可知,立盟的程序頗為復雜,最關鍵者大概是歃血和“讀書”即宣讀盟約(亦稱“載書”)兩個環節。首先,有關“歃血”,一般認為指飲血,但呂靜先生提出了質疑意見。在她看來,春秋盟誓儀式大都采取手指蘸血涂于嘴唇的方式。之所以如此而為,是因為誓言要由“口”來表達,血涂于口將實現口的神圣化,盟誓中承諾的約定也就內含“不可虛言”之意。此論雖有其理,但似乎略顯武斷。在魯定公八年的晉衛之盟中,衛君為晉臣所辱,具體場景如下:

  

  

  晉師將盟衛侯于鄟澤。趙簡子曰:“群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將歃,涉佗捘衛侯之手,及捥。衛侯怒。(65)

  

  

  《說文》:“捘,推也。”捥即腕。倘若如呂氏所述,歃血是指將血涂于口上,涉佗推衛君之手竟至血流至腕恐怕就較難理解;反之,如歃血為飲血,涉陀推衛君之手以致盛血之器翻轉,血倒是很有可能流至腕。這樣看來,通說即飲血說還是相對合理的,而歃血的目的無非就是令參盟者通過共飲殺牲所得之血形成血脈相連的擬制;(66)違背盟約無疑是對對方的傷害,但也會因為血脈相連而反過來傷及己身。其次,對“讀書”,其用意可以說是相當清楚的:參盟者通過誦讀而向神明及在場眾人公開盟約的內容并把自己置于神明的監督之下。這樣看來,在春秋時代,對血的崇拜作為一種傳統仍影響著時人的思維,他們期望依托莊嚴的儀式再現傳統的力量以便在混居的血族或血族成員之間形成共同遵守的行為準則,而且已意識到法規范必須被公之于眾。時人的期望最初也許成為了現實,但隨著既往價值觀的加速崩潰及滅國滅族的常態化,血族傳統基本喪失了全面控馭社會的能力,對神的崇拜最終不得不讓位于對人事的高度重視,《左傳·昭公十八年》所載鄭子產的“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一語正可謂對社會現實的概括。在這種情況下,盟約對參盟各方的約束也變得虛弱不堪,(67)通過立盟確立法規范的期望自然也淪為虛言。

  

  

  盟約的失效迫使有權者尋找維持社會秩序的新方法。春秋時代,尤其是其中后期,晉、鄭、齊、楚、魯等國紛紛調整以往的田制、稅制、軍制或官制等。這既是列國在亂世求生存和發展的必需,也會加強有權者的統治地位。以此為契機,為了鞏固改革成果,有權者們一方面模仿立盟之時宣讀載書以明示盟約內容的做法來公布法令,另一方面又以其威勢取代神明的力量來保障一應規范的效力。如,鄭子產實行“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68)的改革,并于若干年后“鑄刑書”推進改革;又如,晉趙盾于大蒐禮之上祭出“制事典,正法罪,辟獄刑,董逋逃,由質要,治舊污,本秩禮,續常職,出滯淹”(69)的系列舉措,這些舉措則在多年后成為了“鑄刑鼎”的主要內容。依托統治者的權威而非對血的崇拜創設和公布法令的為政方式作為新時代的產物當然會引發強烈的反響。此處,我們不妨對法制史學者已爛熟于胸的叔向非議鄭國“鑄刑書”的言論予以重新審視:

  

  

  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征于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并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左傳·昭公六年》)

  

  

  所謂“議事以制,不為刑辟”無非是說血族意識濃厚的邑制國家時代的議政之風和多樣化規范的并存,“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征于書”則是指“鑄刑書”后判斷是非的準則被統一于鼎銘之上。這種轉變無疑將削弱貴族的議政能力和強化統治者的權力,并明顯地與戰國時代的君主制和官僚制相貼近。大概正因為此一趨勢具備強大的擺脫傳統束縛的沖擊力,叔向才預言“終子之世,鄭其敗乎”,但其母國“鑄刑鼎”一事卻證明,隨著血族混居日益常態化,以各血族都認可的政治權威的強制力為后盾建設行為準則已成為必然。不過,叔向的憂慮并非純屬杞人憂天。如《左傳》所示:

  

  

  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左傳·昭公四年》)

  

  

  “國人”二字可以指“某國人”,也可以指“居于國中之人”。從《左傳》的記載來看,前者通常會采取“國號+人”的表達方式,即鄭人、魯人、齊人等,因此所謂“國人”當指后者,他們是具有一定政治和經濟實力的低級貴族的總稱。(70)子產的改革涉及田土和賦稅,自然會對“國人”的既得利益有所影響,遂遭到了他們的非議,而作為改革之后續手段的“鑄刑書”大概也是在“國人”的居住之處即“國”或者說國都發生的。有鑒于此,再加上用于鐫刻“刑書”的“國之重器”——鼎及鼎銘文字不利于傳播,占鄭國人口大多數的庶民其實對“刑書”的內容是極難知曉的。一旦遇到糾紛,他們只能向熟悉法令者求助,教唆辭訟的現象隨之出現:

  

  

  子產治鄭,鄧析務難之,與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褲。民之獻衣襦褲而學訟者,不可勝數。以非為是,以是為非,是非無度,而可與不可日變。所欲勝因勝,所欲罪因罪。鄭國大亂,民口喧嘩。(《呂氏春秋·審應覽·離謂》)

  

  

  毋庸置疑,鄧析的作為是不利于當權者統一民眾的言行的,也意味著當權者們剛見到脫離貴族議政之羈絆并實現集權的曙光,就已面臨為社會上的某些了解法令者所拘囿的危險。據日本學者籾山明先生考證,這種現象并非只在鄭國上演,而是同樣擾動著試圖通過“鑄刑鼎”來穩定社會秩序的晉國的政壇,所以如籾山氏所說,“立足于公開原則且將作為統治手段的法引向當權者一邊,乃遺留給戰國國家的問題”。(71)

  

  

  戰國國家在地域規模上遠超邑制國家,它們必須傳承作為地域國家形成期的春秋時代的統治經驗并推動此類統治經驗轉化為更成熟的治理手段。通過若干次變法,君主的地位日益鞏固并表現出集權者的形象;以春秋時代頻繁的社會流動所導致的新的社會分層為基礎,包括國人在內的眾多舊貴族像庶民一樣基本以編戶民的身份被置于郡縣的直接管轄之下;(72)士人群體不斷成長并進入政府機構,他們按照“設官分職”和“循名責實”(73)的原則扮演著職業官僚的角色。(74)這樣一來,作為幅員遼闊的地域國家之居住者的編戶民需要統一的規范來劃定其言行的法律邊界,官僚們也需要同樣的規范來明確其職守,而在君權逐漸成為一切權力之根源的情況下,作為王者之言的法制化表達,律令的出現和發達則證明二者確實具備整合朝野秩序的能力。可憂慮者或許就是,如何把律令向官與民傳播以使其能力得到最大程度的發揮。政治家們早已意識到這一點,如《商君書》論道:

  

  

  上令而民知所以應,器成于家而行于官,則事斷于家……治則家斷,亂則君斷。(《商君書·說民》)

  

  

  故夫智者而后能知之,不可以為法,民不盡智。賢者而后知之,不可以為法,民不盡賢。故圣人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故明主因治而治之,故天下大治也。(《商君書·定分》)

  

  

  《韓非子》亦云:

  

  

  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韓非子·難三》)

  

  

  與政略言說同時進行的當然還有列國的制度設計。在這方面,目前尚缺乏足夠的史料來展開詳細的論述,但《周禮》的記載值得注意:

  

  

  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周禮·天官·大宰》)

  

  

  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周禮·天官·小宰》)

  

  

  《周禮》成書于戰國時代,因此其文字雖號稱為周制之記載,但其實多為戰國制度之比附。也就是說,所謂“縣治象之法”、“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在戰國時代應有其原型;在七雄中,可能已有若干國家以或系統或粗略的為政實踐來推動律令的傳播。在思想界和實務界的交互作用之下,吏民對律令的熟悉程度當然會逐漸加深。這一方面使吏民或主動或被動地進入了由律令所構筑起來的秩序網絡之中,君主則憑借此網絡實現了對吏民的垂直統治,另一方面又降低了春秋時代曾發生過的鄧析事件不斷再現的可能,并使律令學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一種官學。于是,自邑制國家崩解和血族混居以來持續進行的法規范重構運動已可劃上較為圓滿的句號。秦是戰國諸國中推行律令之治最徹底者,很可能也是傳播律令最得力者。其舉措有效地推動了君、官、民高度統一于耕戰政策的集權體制的形成,從而最大程度地調動起各種資源以“振長策而御宇內”。公元前220年,秦帝國誕生,而當秦王提出“其議帝號”時,王綰、馮劫、李斯等建議秦王稱“皇帝”,其理由如下:

  

  

  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興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75)

  

  

  這段話自然有歌功頌德的意味,但并非盡屬虛言。“五帝地方千里”與“平定天下”兩句實指上古時代的邑制國家與早期帝國的對比,“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則顯然是說郡縣制與律令制乃支撐秦帝國的兩大支柱。由此,我們可以清晰地體會到律令傳播與秦帝國之創立與維系的緊密關聯。繼秦而起的漢王朝延續了秦王朝創建的皇權政治,所以對律令的重視程度也不會有太大改變,前一節已考察的扁書等律令傳播方式無非是先秦時代法規范重構運動之結果的進一步完善。至此,若對前一節所遺留的問題稍作回顧,答案大致如下:律令的生成、發展及傳播并非單純的法律史現象,而是周秦之際社會結構、民眾生活方式及政治框架等各方面劇變的縮影,可謂連接上古時代與秦漢時代的一條線。

  

  

  五、結論

  

  

  秦漢時代,行政的本質在很大程度上可概括為皇帝通過官吏而實現的對民眾的直接控馭,律令則是行政高效化、合理化的基本保障。與之相適應,向吏民傳播律令以便他們知曉就變得緊迫而必要。為此,在官府內部,朝廷首先試圖以文書及郵傳制度確保律令能傳達至行政機構的末端,而在傳達的過程中,各級官府和官吏又會出于部門或職責分工的現實對律令予以取舍和匯編,各種更具實用性和針對性的律令文本遂應運而生,這正是已出土的眾多秦漢律令簡冊在內容上互不相同的重要原因。與此同時,為了避免因專業化而對律令缺乏概觀性認識,朝廷和官吏們都會在編纂習字教材時廣泛吸納律令的關鍵性術語,對這些教材的時時溫習也就意味著對律令之整體印象的不斷加深。在民間,有一定文化水平且對律令知識感興趣者可以通過主動學習了解律令,而占人口大多數的識字不多甚至目不識丁的小民則只能因官府的介入被動地接受律令,傳世及出土文獻經常提及的“扁書”、“誦讀”等就揭示了最普通的草根民眾獲取律令知識的過程。律令在朝野的擴散無疑有助于吏民明確自己在國家秩序中的位置,但這種為政思路卻并非秦漢統治者的創造。毋寧說,隨著上古時代的邑制國家和血族社會的崩解,人們不得不在重構法規范的道路上努力嘗試,而秦漢統治者對律令傳播的重視則是對此種努力所取得的成果的確認和改進。

  

  

  秦漢帝國是帝制中國的起步,盡管幾乎無人質疑其制度設計對后世的深遠影響,但由于在史家的筆下,秦以嚴格固守法治之故國祚短暫,漢的“獨尊儒術”、循吏政治等則得到了反復強調,因此秦與漢在為政手段上經常被視為兩種類型,并分別被界定為儒教國家的對立面和創立者。事實上,以秦與漢對律令傳播之態度的雷同性為據,二者在理政方式的底色即律令之治上其實并無太大差異,儒術在此方面對漢家的影響究竟如何是可以再思考的。之所以如此,其原因既源于有效控制臣民的現實需要,也源于對歷史經驗即從先秦時代的社會變革中抽繹出來的合理統治方式的總結。在中國法律史研究中,我們經常可以見到借用類型學方式對中國傳統法的特質做宏觀概括的論述。此類論述體現了研究者較強的理論洞察力和概括力,也為后學提供了導讀式的進入中國法律史的路徑。然而,這樣的研究也容易忽略中國史自身的復雜性,所謂宏觀概括對某個斷代來說則往往顯得似是而非,以律令傳播為切入點發現的秦漢帝國在律令之治上的連續性即為例證。當然,對律令傳播,還有若干問題點值得思考,比如官府的判決及其執行如何影響時人對律令的認識。但是,正如“引言”部分所說,要展開此類研究,史料恐怕是一個瓶頸,也只能等待今后史料的新發展來提供契機了。

  

  

  【注釋】

  

  

  有關此處所列通說的詳細介紹,參見徐忠明:《明清以前法律知識的生產、傳播與接受》,載《中國優秀傳統法文化與國家治理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史學研究院2015年版,第242頁。

  在這方面,較為值得關注的是徐忠明、杜金和尤陳俊等諸位先生于近年間所發表的一系列論著。徐忠明、杜金的研究成果大部分收入二人合著的《傳播與閱讀:明清法律知識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一書中。尤陳俊的研究成果也頗為豐富,其最近的具有階段性總結意味的著作為《法律知識的文字傳播:明清日用類書與社會日常生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以徐忠明先生為例,盡管他對明清時代法律知識史的研究可謂成就斐然,但當其新作即前引《明清以前法律知識的生產、傳播與接受》一文試圖越過明清的界線而對此類問題予以通盤考察時,行文之間似乎也難以避免宏觀有余、微觀欠缺的不足。具體參見前注①,徐忠明文,第242-274頁。

  具體參見余英時:《漢代循吏與文化傳播》,王健文主編:《臺灣學者中國史研究論叢·政治與權力》,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5年版,第42-111頁;閆曉君:《秦漢法律研究》,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67-76頁;佐藤達郎:《漢六朝期の地方的教令について》,載《東洋史研究》第68卷第4號,2010年,第1-26頁。

  有關這一點的詳細介紹,參見拙文:《秦漢時代的律令斷罪》,載《北方法學》2012年第1期;《略論漢代皇權觀的儒學化——以漢代德主刑輔思想演進的政治背景為切入點》,載《北方法學》2013年第4期。

  參見張金光:《秦制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709-742頁;邢義田:《秦漢律令學——兼論曹魏律博士的出現》,收入邢義田、黃寬重、鄧小南總主編,黃清連主編:《臺灣學者中國史研究論叢 制度與國家》,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5年版,第83-138頁;張忠煒:《讀<奏讞書>“春秋案例”三題》,載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編:《中國古代法律文獻研究》(第三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36-253頁;朱紅林:《戰國時期國家法律的傳播——竹簡秦漢律與<周禮>比較研究》,載《法制與社會發展》2009年第3期;Charles Sanft,Law and Communication in Qin and Western Han China,in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53,pp.679-711。

  日本學者西島定生將秦漢帝國的權力結構概括為“皇帝政治”。盡管這一稱謂與我國學者習慣使用的“皇權政治”有所不同,但二者其實有著異曲同工之妙。正因為此,西島氏對“皇帝政治”之外在特征的精辟總結值得參考:“皇帝對全國人民而言是獨一無二的統治者,全國人民由皇帝直接統治。當然,這并不意味著,當時數以萬千的全國人民都由皇帝一個人的力量來統治。所謂直接統治的意義,是指只有皇帝一個人是為所有國家權力的母體……因此,實際上接受皇帝命令的官僚負責統治人民,但他們不過是皇帝權力的代行者而已。”[日]西島定生:《中國古代帝國形成史論》,載劉俊文主編:《日本學者中國史論著選譯》(第二卷 專論),高明士、邱添生、夏日新等譯,中華書局1993年版,第49頁。

  此處所引簡文分別出自謝桂華、李均明、朱國炤:《居延漢簡釋文合校》(上冊),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8、16-17頁;《居延漢簡釋文合校》(下冊),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520頁。另外,簡文排列順序的復原采納了大庭修先生的觀點,具體參見大庭修:《秦漢法制史の研究》,創文社1982年版,第244-245頁。

  參見[日]永田英正:《居延漢簡研究》(下),張學鋒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343頁。

  有關該稱謂,參見前注⑧,大庭修書,第236頁。

  (11)如,該文獻的九十三、九十六、九十八等數行均載有“承書從事下當用者”一語的整句或殘句。參見胡平生、張德芳編撰:《敦煌懸泉漢簡釋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98、199頁。

  (12)此處所引第一、第三條簡文分別出自彭浩、陳偉、[日]工藤元男主編:《二年律令與奏讞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99、203頁;第二條簡文出自陳偉主編:《秦簡牘合集》(一·上),武漢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144頁。

  (13)有關“郵書刺”和“郵書課”的詳細介紹,參見[日]冨谷至:《木簡竹簡述說的古代中國——書寫材料的文化史》,劉恒武譯,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98-102頁;李均明:《簡牘法制論稿》,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96、206-207頁。

  (14)前注(12),陳偉書,第145頁。

  (15)陳偉主編:《里耶秦簡牘校釋》(第一卷),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104頁。

  (16)有關挈令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參見前注⑧,大庭修書,第93-97頁;李均明、劉軍:《武威旱灘坡出土漢簡考述——兼論“挈令”》,載《文物》1993年第10期;冨谷至:《晉泰始律令への道——第一部 秦漢の律と令》,載《東方學報》第72冊,2000年,第92-127頁;徐世虹:《漢代法律載體考述》,載楊一凡總主編、高旭晨卷主編:《中國法制史考證》(甲編 第三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58-161頁;籾山明:《王杖木簡再考》,載《東洋史研究》第65卷第1號,2006年,第19-31頁;[日]中田薰:《漢律令》,蔡玫譯,載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編:《中國古代法律文獻研究》(第三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10頁;張忠煒:《秦漢律令法系研究初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版,第114-118頁。

  (17)前注⑧,謝桂華等書(上冊),第7頁。

  (18)參見前注(16),冨谷至文,第120-121頁。其實,有關這些目錄簡所載之令的歸屬,學界另有他說。如,大庭修和陳夢家先生就認為,這些令當屬于被稱為干支令的令甲。參見前注⑧,大庭修書,第280頁;陳夢家:《漢簡綴述》,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275-284頁。不過,張忠煒先生對此種觀點已有所批評。參見前注(16),張忠煒書,第113-114頁。目前看來,冨谷說似更為合理。

  (19)陳松長:《岳麓書院所藏秦簡綜述》,載《文物》2009年第3期;陳松長主編:《岳麓書院藏秦簡》(四),上海辭書出版社2015年版,第194頁。

  (20)前注(12),陳偉書,第150頁。

  (21)睡虎地秦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第65頁。

  (22)參見于豪亮:《于豪亮學術文存》,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101頁。

  (23)日本學者滋賀秀三先生曾頗為精辟地總結了秦漢律令與唐律、唐令的區別。其中之一即為,以唐律令為典型的律令體系強調,律或令的規模在律典、令典編纂之際就已被確定為“總計幾篇幾百幾十條”,秦漢律令的篇數、條數則因律、令被不斷追加而表現出無限制的特征。參見[日]滋賀秀三:《西漢文帝的刑法改革和曹魏新律十八篇篇目考》,載劉俊文主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八卷 法律制度),姚榮濤、徐世虹譯,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92-93頁。

  (24)在這一點上,日本學者宮宅潔甚至認為:“實際上對詔令進行分類整理的是擁有依次下達的詔令群的各官府。此后,詔令大概就以干支令的形式成為中央總攬的‘令典’。”宮宅潔:《漢令の起源とその編纂》,載《中國史學》第五卷,1995年,第124頁。此種思路與一般認識即秦漢令典出自中央官府之手頗為不同,值得重視。

  (25)《晉書·刑法志》在記述秦漢律之歷史淵源時論道:“是時承用秦漢舊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師李悝。悝撰次諸國法,著法經。以為王者之政,莫急于盜賊,故其律始于盜、賊。”

  (26)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71頁。

  (27)睡虎地秦墓竹簡《法律答問》就提到:“可(何)謂‘逋事’及‘乏

  (28)前注(26),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書,第95頁。

  (29)如,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賊律》就規定:“斗傷人,而以傷辜二旬中死,為殺人。”前注瑏瑢,彭浩等書,第99頁。

  (30)前注(26),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書,第114、121頁。

  (31)[漢]史游:《急就篇》,岳麓書社1989年版,第22-26頁。

  (32)參見前注⑥,張金光書,第734-735頁;前注(13),冨谷至書,第89-92頁。

  (33)前注(12),陳偉書,第331頁。

  (34)臺灣學者吳福助先生就曾在《為吏之道》所載律令術語與阜陽漢簡《蒼頡篇》之間展開對比并指出,二者不僅句式相同,而且在措辭和取材趨向上也頗相近。參見吳福助:《睡虎地秦簡論考》,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第153頁。

  (35)前注(12),陳偉書,第30頁。

  (36)陳偉主編:《秦簡牘合集》(二),武漢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86頁。

  (37)前注⑧,謝桂華等書(上冊),第25頁。

  (38)前注⑧,謝桂華等書(上冊),第230頁。

  (39)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居延新簡釋粹》,蘭州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93頁。

  (40)前注(11),胡平生等書,第22-23頁。

  (41)參見馬怡:《扁書試探》,載《簡帛》(第一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424頁。

  (42)孫家洲主編:《額濟納漢簡釋文校本》,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第5頁。

  (43)冨谷至:《文書行政の漢帝國——竹簡·木簡の時代》,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10年版,第126頁。

  (44)有關《專部士吏典趣輒》簡冊之編連方式的更詳細介紹,參見前注(41),馬怡文,第422-424頁。

  (45)參見胡平生:《“扁書”、“大扁書”考》,收入中國文物研究所、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敦煌懸泉月令詔條》,中華書局2001年版,第53頁;前注(41),馬怡文,第420頁;佐藤達郎:《漢代の扁書·壁書—特に地方的教令との關係で—》,載《關西學院史學》三五,2008年,第84頁;前注(43),冨谷至書,第126-127頁;徐燕斌:《漢簡扁書輯考——兼論漢代法律傳播的途徑》,載《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13年第2期。

  (46)參見陳迪:《“大逆不道”還是“逆不道”——從王杖簡冊說起》,載《古代文明》2017年第1期。

  (47)有關此二者的數量對比,參見前注(41),馬怡文,第420頁。

  (48)應當指出,如《使者和中所督察詔書四時月令五十條》的情形一般,并非所有需要公布的官方文書都以簡冊為書寫材料。冨谷至先生指出,“到了東漢時期,與西漢完全不同的環境以及社會意識得以形成,這導致了石刻數量飛躍性的增加。也就是說,到了東漢第一次出現了一種在石頭上刻寫文章、然后豎立在適當場所的潮流,大概是這一潮流漸漸的流行和普及,導致了石碑數量的激增”。(前注(13),冨谷至書,第19-20頁。)進一步說,至少在東漢時期,公文書經常出現在石碑之上也成為了必然趨勢,如《后漢書·循吏列傳》就記載,“景乃驅率吏民,修起蕪廢,教用犁耕,由是墾辟倍多,境內豐給。遂銘石刻誓,令民知常禁。又訓令蠶織,為作法制,皆著于鄉亭,廬江傳其文辭”。盡管如此,以“令民知常禁”這一“銘石刻誓”的初衷觀之,將公文書納入碑銘行列的做法顯然是從扁書演化而來,二者在本質上并無太大區別。陳槃先生曾論曰:“何以或則刻石,或則扁書?豈非其較為有永久性者則刻石,其有時間性者則但書之扁與?”(陳槃:《漢晉遺簡識小七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86頁)其意也不過是說刻石與扁書在所記內容的時效性上略有不同,卻并未否定二者在文書公開方式這一本質上的雷同性。正因為此,這里不再對以書寫材料之別而導致的文書公開方式的形式差異做過多的闡述。

  (49)陳槃先生也曾論道:“漢代凡詔令書教之等須使吏民周知者,每署書木版,懸鄉市里門亭顯見處。”前注(49),陳槃書,第185頁。

  (50)這份冊書在出土時已經殘亂,因此,雖然五支簡已按照從2000ES9SF4:1至2000ES9SF4:5的順序編號(參見前注(42),孫家洲書,第82-84頁),但從文義上看,此順序是需要調整的。馬怡先生曾根據簡文所記日期重排簡的順序,并將冊書本身命名為《始建國二年詔書冊》。這里所引用的就是經馬怡先生復原后的冊書。參見馬怡:《“始建國二年詔書”冊所見詔書之下行》,載孫家洲主編:《額濟納漢簡釋文校本》,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第262頁。

  (51)前注(50),馬怡文,第268頁。

  (52)參見前注(42),孫家洲書,第83頁。

  (53)有關此處所列兩個時間即十一月十二日與閏十一月初五日,參見徐錫祺:《西周(共和)至西漢歷譜》(下冊),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1997年版,第1702頁;前注(50),馬怡文,第264-265頁。

  (54)在這一點上,冨谷至先生也曾提出類似的論斷,具體參見前注(43),冨谷至書,第128-130頁。

  (55)這三條簡文依次出自吳礽驤、李永良、馬建華釋校:《敦煌漢簡釋文》,甘肅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161頁;馬怡、張榮強主編:《居延新簡釋校》(上),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359頁。

  (56)有關上古時代之諸邑并存狀態的詳述,參見蘇秉琦:《中國文明起源新探》,三聯書店1999年版,第130-167頁;童書業:《春秋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92頁;張光直:《中國考古學上的聚落形態——一個青銅時代的例子》,載黃寬重、邢義田、鄧小南總主編,王健文主編:《臺灣學者中國史研究論叢·政治與權力》,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5年版,第4-5、9-10頁;[日]松丸道雄:《殷周春秋史總說》,載[日]佐竹靖彥主編:《殷周秦漢史學的基本問題》,呂靜等譯,中華書局2008年版,第4頁;沈長云、張渭蓮:《中國古代國家起源與形成理論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0-109頁;李峰:《西周的政體:中國早期的官僚制度和國家》,吳敏娜等譯,三聯書店2010年版,第160、270-296頁。

  (57)如,《尚書·甘誓》載:“六事之人,予誓告汝……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又如,《尚書·伊訓》云:“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再如,《尚書·康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58)《左傳·定公四年》:“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蕃屏周……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于殷虛。皆啟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沽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于夏虛,啟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

  (59)楊寬先生就曾把先秦諸國經常舉行的蒐禮比況為“武裝民眾大會”,并將其視為部落時代軍事民主制的遺跡。參見楊寬:《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99、706頁。

  (60)參見高木智見:《先秦の社會と思想——中國文化の核心》,創文社2001年版,第223頁。

  (61)如,被認為是共王時器的五祀衛鼎銘文就記載了裘衛與畿內封君厲之間因土地交換而引發的糾紛。有關五祀衛鼎銘文,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釋文》(第二卷),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出版2001年版,第401頁。又如,《左傳·隱公八年》也提到了鄭國以祊田交換魯國之許田一事:“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

  (62)如,《左傳·襄公二十六年》:“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左傳·襄公二十八年》:“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弗受……與北郭佐邑六十,受。”《左傳·昭公五年》:“豎牛取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

  (63)參見徐杰令:《春秋會盟禮考》,載《求是學刊》2004年第2期;呂靜:《春秋時期盟誓研究:神靈崇拜下的社會秩序再建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2頁。

  (64)有關立盟與規范創設之關系,參見[日]滋賀秀三:《中國上古刑罰考——以盟誓為線索》,載劉俊文主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八卷 法律制度),姚榮濤、徐世虹譯,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1-9頁。

  (65)楊伯峻:《春秋左傳注》(第四冊),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1566頁。

  (66)參見Yongping Liu,Origins of Chinese Law:Penal and Administrative Law in its Early Development,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150。

  (67)在《左傳》的記載中就曾不止一次地出現時人對盟約之效力的質疑。如,《左傳·成公十五年》載:“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又如,《左傳·襄公九年》曰:“楚子伐鄭,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蟜曰:‘與大國盟,口血未干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強是從……明神不蠲要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

  (68)前注(65),楊伯峻書(第三冊),第1181頁。

  (69)前注(65),楊伯峻書(第二冊),第545-546頁。

  (70)有關“國人”含義的更詳細說明,參見吉本道雅:《中國先秦史の研究》,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05年版,第210頁;童書業:《春秋左傳研究》,中華書局2006年版,第120-121頁。

  (71)參見籾山明:《法家以前—春秋期における刑と秩序—》,載《東洋史研究》第39卷第2號,1980年,第18-25頁。

  (72)有關編戶齊民的概述,參見杜正勝:《編戶齊民:傳統政治社會結構之形成》,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年版,第1-48頁。

  (73)《韓非子·二柄》:“為人臣者陳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專以其事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罰。”

  (74)有關戰國官僚制的發展歷程,參見楊寬:《戰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13-226頁。

  (75)[漢]司馬遷:《史記》(第一冊),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23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