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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樂衛士銅量研究拾遺

發布日期:2016-06-03 原文刊于:
蘇輝

 

 

常樂衛士銅量是金石大家陳介祺收藏過的一件重要文物,帶長柄,器身橢圓,平底,口沿外壁平行刻銘27字:“常樂衛士上次士,銅飯幘容八升少,新始建國地皇上戊二年二月造”,銘文下方有一正方形斗檢封。此器在簠齋身后流散出國,而形制在當時罕有人見到,拓片也流傳不廣,再加上銘文中存在難解之處,故學者討論的并不多。2009年,國內一位收藏者在美國通過拍賣將此器帶回北京,由于機緣巧合,我與器主結識,隨即看到了這件銅量,得以上手仔細觀摩,并撰寫了《陳簠齋舊藏莽量的重新發現與研究》一文,發表在《文博》2013年第1期上[①],重點在考釋銘文和論證史實,對于器物和拓本流傳并未作過多的探討。

根據福開森(J. C. Ferguson)《歷代著錄吉金目》[②],此器拓本分見于《簠齋吉金錄》5.31(鈐印“簠齋兩京文字”)、《愙齋集古錄》25.6(鈐印“簠齋藏古”、“君車漢石亭長”)、《小校經閣金文拓本》13.51(未鈐印)、《漢金文錄》4.21(斗檢封內有“海濱病史”鈐印)。此外,孫慰祖等所編《秦漢金文彚編》列在529[③]。這是當時查到此器拓本的一些情況,最近又發現了幾種常樂衛士莽量的拓片,對于考察器物的流傳與研究均有裨益,故作續論以補前文之闕。

晚清陳介祺收藏金石之富,冠絕一時,而辨審之精,更是得到了古器物專家的一致推崇,后來學者嘆服“他的眼光太好了,他一生收藏的銅器等,不下幾千件,沒有一件是假的”[④]。簠齋每得一器,均拓印分送好友,數量多的則售出,以籌措助拓之資,金石圈中也爭相購藏。常樂衛士銅量拓片贈送的記錄,見于《致吳云書》:

弟今年又得一始皇詔者,擬合吳、鮑、李三量、詔版七八、呂不韋戈一、新莽飯幘制同秦量者,共各拓數十紙,裝冊分存諸同好,乞以尊藏先拓付二十紙為企。[]

從中可以推測,這件莽量當時有幾十張拓片,而流傳至今已不過十來張。

本文要討論的第一張拓片發表在1932年《河北第一博物院半月刊》第29期上(圖1-1)。河北第一博物院的前身是由嚴智怡等人籌建、于1923年正式開館的天津博物院,1928年改稱河北第一博物院[]。這份“新莽飯幘(原大)”拓片無鈐印,影現的只是有銘文和斗檢封的銅量外壁部分,圖下說明“鳳印樓贈刊”。鳳印樓當為藏家室名別號,限于資料,只能闕疑待考。拓片右旁先列釋文,次為解說:

按,王莽改長樂宮為常樂室,此常樂即長樂。莽以初始元年十一年[]戊辰,即真天子位,改正朔,以十二月朔癸酉,為始建國元年正月朔,服色配德尚黃。其天鳳元年,令天下小學,戊子代甲子為六旬首,又《莽傳》載莽詔書有云:是王光上戊之六年也。孟康曰:戊,土也,莽所作曆名。莽以建丑之月為歲首,其二月,即夏時之正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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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印樓的拓片應該也是來自簠齋或其后人,而隨圖考證雖短,僅涉及銘文中的“常樂”和新莽紀年,但論述有據,非常精當,值得稱道。

中研院史語所的青銅器拓片資料庫的數據非常豐富[],來源是晚清以來金石家的藏品,多由傅斯年經手購入,數字化之后可以在線上免費查閱。庫中收錄的常樂衛士銅量拓片有3種,具列如下(圖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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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種出自《謐齋金文拓本》,為柯昌泗舊藏,拓片只有銘文和斗檢封部分,裱裝右上有題記:“常樂衛士銅飯幘 此器已售歸日本”。[]

柯昌泗字燕舲,號謐齋,是近現代史學名宿柯劭忞的長子,以博聞強識著稱。曾師從羅振玉,精于史學以及金石研究。1921年,北京一些金石文字學者及愛好者,發起組織了一個學術研究團體——冰社,取《荀子·勸學篇》“冰,水為之,而寒于水”之義。社長是易大庵,副社長為齊宗康、周康元,柯昌泗和孫壯是秘書[],主要成員有羅振玉、王國維、馬衡、丁佛言、陳寶琛、陳半丁、陳漢第、壽石工,等等,當時頂尖的金石學家大都在內。冰社社章規定,固定在每星期六及星期日,社員各攜所藏或新得金石文物參加集會,互通藏品,交流信息,展開研討。冰社的成立促進了文物拓片的流傳,對傳拓技術的提高也有明顯的推動作用,并在國內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其中北方篆刻之學由此興起,可與西泠印社媲美。冰社活動至1941年完全停止,柯昌泗購藏了大量的金石拓片,與此期間參與的高水平金石研討交流是分不開的。

柯昌泗的人生經歷復雜,反復出入政、學兩界,既在輔仁大學、山東大學等任過教,期間又曾在山東做過道尹,赴察哈爾省政府做教育廳長,未能潛心著述,時人都惋惜他過于熱衷宦途[11],故他除了發表過幾篇金石研究的文章,完整的學術著作較少,代表作就是《語石異同評》,此書是對葉昌熾《語石》的點評和訂補,由陳公柔、張明善整理,收入《考古學專刊》丙種第四號[12],此外還有《辛巳金石偶譚》、《魯學齋金石記》等。因為在抗戰期間出任偽職,1945年后柯昌泗潦倒狼狽,一度只能靠變賣金石藏品維持生計[13],其收藏的拓片由史語所購入者編為《謐齋金文拓本》,這件莽量的拓片也是由此而易主。

柯昌泗交游甚廣,確知銅量被日本人收購,故在題跋上專門提及,較之其他學者消息可謂靈通。簠齋身后古器物為各房分屬,陸續變賣,被日本人收購較多,最著名如“十鐘山房”的青銅鐘便成為了泉屋博古館的藏品,民國時代的刊物中有過報道,如《濰縣陳簠齋藏印將入魯省館》提到簠齋藏品流入日、德的情況(圖2-2[14],等等。由于常樂衛士銅量在簠齋藏品并不算最著名的文物,其流入日本,后來又被轉手到美國,最后由國內藏家購回,百年漂泊,其中坎坷,令人欷歔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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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種出自《簠齋積古金文》,為帶銘文的銅量外壁部分,左下有印記“玄伯”,是李宗侗的自用章。右下有印記“史語所藏金石拓片之庫”,均見于數據庫中的3種拓片。[15]這件拓片應是經李氏之手轉入史語所。

李宗侗,字玄伯,河北高陽人,為晚清名臣李鴻藻之孫。中國古代社會史和清史專家,代表作為《中國古代社會新研》[16]。李宗侗與故宮有不解之緣,1920年代后期曾任清室善后委員會顧問和古物保管委員會委員,參與故宮文物的清理和接收;時任故宮博物院理事長李石曾是其叔父,易培基出任故宮博物院首任院長,任命女婿李宗侗為故宮博物院秘書長,后來鬧得沸沸揚揚的“故宮博物院盜寶案”便由此埋下伏筆[17]。抗日戰爭期間,護送故宮文物南遷寧滬和重慶,1948年故宮文物遷臺,以及臺北故宮博物院的建立,他均參與其中。后任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中華書局近年出版了《李宗侗著作集》,收入了他的部分撰述。

3種出自《簠齋吉金拓本》,除了史語所印章,左下另有“簠齋兩京文字”鈐記[18],是陳介祺的鑒藏自用印,從拓片上并無其他金石藏家的印鑒可以推知,史語所入藏之前轉手的次數不多,甚至可能就是直接從陳氏家人手中購入。此拓引人注目的是銅量帶文字外壁部分之外,還印了器口和長柄,可以看做是銅量的俯視圖。

史語所的第3種拓片雖然罕見,但也不是絕無僅有,最近就公布了一件相近的常樂衛士銅量拓片(圖2-3),目前藏于山東私人之手[19]。同樣是既有銘文外壁也有器口加上長柄兩部分的影拓,左下角也鈐印“簠齋兩京文字”,唯一的不同點在于右上有簠齋的親筆題名“新莽常樂衛銅飯幘”,藏家請濰坊市博物館孫敬明研究員等專家審鑒,確定是簠齋的原題和初拓本。《簠齋金文題識》一書關于該器有解說:“式如秦量而底平,名曰幘,可見古幘之形。莽量也,幘其形,二十六字,外一口高起,即斗檢封。地皇上戊二年”。該文中指出了拓片實際為二十七字,與書中不符,當是后人抄錄題記出錯。筆者推測,簠齋此拓題名中“常樂衛銅飯幘”無“士”,是否在計算銘文中漏了“士”字所致。

類似史語所第3種的拓片還見于1941年《輔仁生活》雜志的第15期,在署名墨盦的文章《西漢常樂衛士銅幘考》中作為附錄(圖3-1)。由于刊物年代久遠,圖片已經較為模糊,拓片上的題跋和印鑒已經無法看清,幸好墨盦文章已經提供了相關的流傳信息:“銅幘全形拓本,不可得見。此本為山東濰縣陳介祺收藏時初拓本,何昆玉、楊守敬兩氏舊藏,今歸敝齋。”[20]文中還詳細記錄銅量的各部位長度,很有參考價值,惟銘文的考釋未達一間,可采信者不多。

文中提到的何昆玉(1828-1896),字伯瑜,廣東高要人,金石書畫家,善治印,精摹拓。羅振玉對于何昆玉刻印之術非常推重,指出:

迄乎晚近,濰之王石經,粵之何伯瑜,又得古撥蠟法,能仿效古官、私璽,精雅淵穆,啟前人已失之途徑。至是,刻印之術三變,觀止矣。[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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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經(1831-1918),字君都,號西泉,篆刻名家,與當時的收藏家都有交游。曾輯自刻印為《甄古齋印譜》[22],收錄王石經為金石學家所治印120余方,盛昱、潘祖蔭、吳大澂、王懿榮等均為題識或跋語,陳介祺并贈詩云:“王君通隸法,名字采中郎。好古天機妙,多才雅事詳。印摹燈照漢,帖模拓追唐。何日編鐘鼎,同登叔重堂。”最近新出的《西泉印存》錄印248[23],列入《萬印樓叢書》之一。西泉長期為簠齋制印,也多得陳氏指點。何伯瑜也與簠齋過從甚密,尤其他客居濰縣之后,從簠齋游學,鑒賞水平日進,并應邀協助編輯《十鐘山房印舉》。陳敬第為《十鐘山房印舉》撰寫序言記載:

同治壬申,高要何昆玉伯瑜攜其吉金齋所藏,又以潘氏看篆樓、葉氏平安館粵署燼余各印,約二千七百余事來歸齋,即主其家。齋……督其次子厚滋與伯瑜同事編次,博收約取,師吾丘子行《三十五舉》之意,名曰《十鐘山房印舉》。[24]

何昆玉還是一個活躍的文物古董商,簠齋也與他合作出售金石拓片和印譜,并有約定的利潤分成,見陳介祺《復譚雨帆書》:

何伯瑜由津欲入都,其徒周子芳同往。前已印得二十部,與彼三七分。彼七者,以紙、印泥一切俱屬彼。[25]

常樂衛士銅量拓片自然是何昆玉得自于簠齋,后來散出歸楊守敬(1839-1907)。鄰蘇老人不僅以版本目錄、歷史地理名家,其金石碑帖之學也成就斐然,有《望堂金石》、《寰宇貞石圖》等著述。楊氏之后,銅量拓片即輾轉歸墨盦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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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生活》(FU JEN LIFE)是輔仁大學的校園周刊[26],每周一發行,刊登的都是校內師生的文章。此文作者墨盦在《輔仁生活》上還發表了《說斝》(1941年第13期)、《后周夏承厚鑄舍利塔考》(1941年第15期)等有關銅器碑帖的文章,也是一位金石學家,且必定屬輔仁大學人士。《輔仁美術月刊》1933年第1期上刊出《陸和九治印》四方,其中“竹根印二”就是“墨盦”(圖3-3),由這些條件推定,墨盦只能是陸和九。曾在輔仁任教的臺靜農回憶當時校內教師,對陸氏的愛好碑帖仍深有印象:

在美術系教篆刻書法的陸和九先生,以玩“黑老虎”知名于廠甸,收藏拓片多而能鑒別,偶見其有碑版的考證文,但他的收藏未見編有目錄。[27]

陸和九(1883-1958),湖北沔陽人,祖父為清兩江總督陸建瀛。金石書畫家、篆刻家。本名開鈞,號墨盦,有名號印“古復州陸和九字墨盫”、“墨盦”、“墨盦鈢”(圖3-2)。其篆刻頗具特色,以“怪”取勝。1936年東婁班書閣為《墨盫竹印選》序云:

吾友陸君墨盫,幼負不羈才,壯不克行其所學,及其老也,遂不得已托藝術以自食其力,詩怪書怪畫怪,治印尤怪,蓋兼有鄭(板橋)、高(南阜)二怪之能,而無其失,又獨立於八怪之後,而自出其新意趣,并能不悖于古之法,雖以治印鳴于時,吾知其必不獨以印人傳也。[28]

齊白石也讓其子齊良遲入輔仁拜陸和九為師學習篆刻,馬國權《近代印人傳》評價道:

和九書畫篆刻,蓋承家學。治印至和九已七傳,以深諳金石文字之學,又善變化,故能不泥於古,不染於俗,竹印尤樸茂有高致,酷似周秦兩漢人鑄印。……今觀其所作“古復州陸和九字墨盫”、“開鈞”、“楚人”三竹印,氣格確高出板橋、南阜之上。[29]

陸和九民國時期任職于中國大學國學系和輔仁大學,講授金石、書法、篆刻等課程,1952年由于輔仁大學被解散,始專任中央文史館館員。代表作有《中國古器物學》、《中國金石學》前編和正編等,是現代影響較大的金石學教材。1947年陸氏和鄉人彭一卣、石榮暲等組織楚學精廬,編輯《湖北文徵》,有功于桑梓。陸氏好古,久負盛名,吳仲《續詩人徵略后集》云:

君工詩善畫,尤僻愛古文字,凡碑碣鐘鼎之類,輒摩挲竟日,非求得其精義,不忍釋手,其勤學好古有足多者。[30]

墨盦收藏碑帖數萬種,抗戰期間為生計所迫,曾將大部分委托琉璃廠古董商出售。他去世后,尚存的千余種碑帖拓片入藏北京大學圖書館[31]。《輔仁生活》刊文所附常樂衛士銅量的拓片也不知去處,該拓歷經何伯瑜、楊守敬、陸和九等金石名家收藏,且有鈐印題跋,若能留存至今,一定是珍貴異常。

 

對于常樂衛士莽量,如果結合前引簠齋“制同秦量者”的描述,對其形制應無疑義,可惜簠齋之后百年之間,所有收入此器拓片的金石圖錄都沒有將其放在度量衡的類別,這一點我的前述小文已經談及,直至銅量回歸,始得識真容。原因自然是學者在無法見到原物的情況下囿于銘文,不可否認,銘文研究非常重要,但單純根據銘文進行古器物研究也有局限性,一旦沒有明確的器物自稱,或是器物稱名有所歧異,如一套成組配套使用的器物互相借名,均會造成難以論定的情況,于是觀察原器在文物研究中便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最好的方式要有照片、拓片,同時觀摩原器,缺一不可,才能避免研究的疏失。

對于古器物研究來說,拓片是非常重要的材料,一些難以用肉眼辨析的細節在拓片中反而能夠得到很好的顯現,在無法觀摩原器與核對照片的情況下更是必須依賴拓片才能進行分析討論,故一張精美的拓片在金石學家看來既是重要的史料又是藝術珍品。同一張拓片遞經不同的學者收藏、鈐印、題跋,由此在原拓的基礎上又附加了文化含量,歷時越久,藏家越多,題跋印鑒也就隨之如錦上添花,內涵必定豐富無比。一件文物的拓片通常不會只有一張,因為還有同時錘拓或是不同時期傳拓的拓片,常樂衛士莽量拓片的多樣性,提示古文物資料匯編中要盡可能將同一器物各種拓片都選錄,以便讀者進行多方面的比較研究。上述關于拓片的兩個方面,對于器物本身的研究,以及學術史的探討,都是極有意義的。

此外,兩漢金文的資料匯編仍是一個亟待加強的工作,應作為重要課題,盡快完善計劃提上議程。民國時代容庚先生的《漢金文錄》作為專門著錄漢代金文的工具書[32],首次將見諸傳統金石圖錄中的兩漢材料收羅排列,對秦漢史的研究大有裨益。于1996年面世的《秦漢金文匯編》也是只收拓片[33],在漢代器物的數量上超過了容氏之書,因為補充了20世紀30年代之后陸續出土的資料,但遺漏也不在少數,尤其容書已收的一些器銘居然未被列入,如最早著錄於羅振玉《貞松堂集古遺文補遺》的關邑家壺等[34],頗讓人感到意外。再往后就沒有學者做類似的匯編工作。近二十年來,漢代考古有許多重要的發現,大型墓葬遺址如廣州中山四路南越國宮署遺址、江蘇徐州獅子山西漢楚王陵、盱眙大云山江都王陵、江西南昌海昏侯墓,其中出土的金文已不在少數,還有難以例舉的散出材料,要是都收集起來匯為一編,體例上應包括器物照片、銘文部位細部照片、拓片、摹本,按照出土單位或時代先后順序或器類排列均可,提供詳細的器物背景信息,包括尺寸、大小、出處、流傳、原有著錄、已有研究目錄,等等,正好作為《殷周金文集成》的姊妹篇,可以極大地推動秦漢史的深入探討。李學勤先生早就呼吁:“盡可能把海內外收藏的戰國秦漢文宇材料集中起來,編成大型匯編出版,必能大大促進戰國秦漢文字這一學科分支的研究,對這一時期歷史、考古、語言文字以及文化史等方面的研究也將有深遠影響。把這一大批材料的整理研究同文獻的研究結合起來,更會產生許多有意義的成果。”[35]這已經不限于漢代的材料,屬于更長遠的學術規劃,一旦完成意義非凡,值得學界重視并著手實施落實。

(原刊于《形象史學研究 2015下半年》,人民出版社,20163月)

 



[] 蘇輝:《陳簠齋舊藏莽量的重新發現與研究》,《文博》2013年第1期。

[] 福開森:《歷代著錄吉金目》,中國書店,1991年。

[] 孫慰祖、徐谷甫編:《秦漢金文彚編》,上海書店,1997年。

[] 商承祚:《古代彝器偽字研究》,收入《商承祚文集》,中山大學出版社,2004年。

[] 陳介祺:《秦前文字之語》,齊魯書社,1991年,第231頁。

[] 馬冬青、任海燕:《河北第一博物院及其出版的刊物》,《文物春秋》2006年第6期。

[] 筆者按:“十一年”當為“十一月”之誤字。

[] http://rub.ihp.sinica.edu.tw/~bronze/

[] http://ndweb.iis.sinica.edu.tw/rub_public/System/Bronze/Search/detail.jsp?Rubbing_ID=25631&Record_NO=1

[] 史樹青、傅大卣:《冰社小記》,《北京史苑》第一輯,北京市社會科學研究所《北京史苑》編輯部,1983年。

[11] 鄧云鄉:《史學家柯昌泗》,載《水流云在書話》,上海書店出版社,1996年。

[12] 葉昌熾撰,柯昌泗評,陳公柔、張明善點校:《語石 語石異同評》,中華書局,1994年。

[13] 崔振化:《柯劭忞軼事》,載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存稿選編:晚清·北洋(上)》,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826829頁。

[14] 佚名:《濰縣陳簠齋藏印將入魯省館》,《中華圖書館協會會報》第8卷第1-2期合刊,1932年。

[15] http://ndweb.iis.sinica.edu.tw/rub_public/System/Bronze/Search/detail.jsp?Rubbing_ID=18182&Record_NO=2

[16] 李宗侗:《中國古代社會新研》,上海明文書局,1939年。

[17] 余蓋:《故宮博物院盜寶冤案之謎》,《文史資料選輯》合訂本第32卷總第93-95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和學習委員會,2011年。

[18] http://ndweb.iis.sinica.edu.tw/rub_public/System/Bronze/Search/detail.jsp?Rubbing_ID=19309&Record_NO=3

[19] 遲延璋、朱英:《陳氏〈新莽常樂衛銅飯幘〉拓本賞析》,《文物鑒定與鑒賞》2010年第5期。

[20] 墨盦:《西漢常樂衛士銅幘考》,《輔仁生活》1941年第15期。

[21] 羅振玉:《傳樸堂藏印菁華序》,載郁重今編《歷代印譜序跋匯編》,西泠印社出版社,2008年,第562頁。

[22] 王石經:《甄古齋印譜》,商務印書館影印本,1923年。

[23] 王石經著、陳進整理:《西泉印存》,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14年。

[24] 陳敬第:《〈十鐘山房印舉〉序》,《歷代印譜序跋匯編》,第516頁。陳介祺《秦前文字之語》(第230頁)已記此事:“年前高要何昆玉攜潘氏看篆樓古印、葉氏平安館節署燼余古印來,弟出舊藏,率次兒厚滋綸編輯兩月余,官印古印甫得稿十數冊,益以東武李氏愛吾鼎齋藏印,海豐吳氏雙虞壺齋藏印,子年、竹朋各數印,名曰《十鐘山房印舉》。擬前列一目,上則官古,下則私印,夏秋或可告成。”

[25] 轉引自陸明君:《簠齋研究》,榮寶齋出版社,2004年,第224頁。

[26] 王鳳嶠:《〈輔仁生活〉與我》,載陳明章編《學府紀聞:私立輔仁大學》,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2年。

[27] 臺靜農:《輔仁舊事》,載《學府紀聞:私立輔仁大學》。

[28] 班書閣:《〈墨盫竹印選〉序》,1936年鈐印本。

[29] 馬國權:《近代印人傳》,上海書畫出版社,1998年,第195197頁。

[30] 吳仲:《續詩人徵略后集》,載沈宗畸編《晨風閣叢書》,中國書店影印本,2010年。

[31] 北京大學圖書館金石拓片整理小組:《北大圖書館藏金石拓片》,載楊忠主編《高校古籍整理十年》,江西高校出版社,1991年,第263頁。胡海帆:《北大圖書館金石拓片特藏及其整理工作》,《中國典籍與文化》1996年第4期。

[32] 容庚:《漢金文錄》,中研院史語所,1931年。

[33] 孫慰祖、徐谷甫編:《秦漢金文彚編》,上海書店,1997年。

[34] 羅振玉:《貞松堂集古遺文》(附《補遺》、《續編》),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影印本。

[35] 李學勤:《〈戰國秦漢文字匯編〉擬議》,收入《綴古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3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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