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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從文

發布日期:2015-03-06 原文刊于:

 

 

沈從文小傳

 

沈從文是我國二十世紀著名的文學家、文物學家。他以小學文化的薄弱基礎,經過不懈奮斗和努力,創造出了享譽世界的文學作品和文物研究成果,為學術界所矚目,頗具傳奇色彩。他曾被國家有關部門推選為國家文物局咨議委員會委員,中國文聯委員,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是全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二、三、四、五屆委員會委員,第六、七屆常務委員會委員。

19021228日,沈從文出生在湖南省美麗的鳳凰小鎮。祖父和父親都是軍人。與當時中國多數稍具條件的家庭一樣,沈從文在剛剛跨入童年的時候就被母親送入私塾讀書,十年間,幾經轉暫,終于在頑皮中取得了他人生中最高學歷——高小畢業。15歲,正當沈從文準備上初中繼續讀書時,因家中突發變故,只能改為加入地方軍隊,轉戰于湘、黔、川地區。這段在今天看來似乎有些無奈的經歷,實際非但不荒唐,而且還有些彌足珍貴,沈從文之后的精彩創作和再后來的文物研究成功,在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本段生活經歷。

1923年,“五四”運動的余波影響到了偏遠的湘西,在新思潮的感召下,沈從文離開了家鄉,奔向了幾千里以外的北京。

正當沈從文懷揣讀書夢,準備在北京實現理想的時候,他遇到了人生中第一個困難時期的挑戰。先是投考的“北大”等幾所國立大學沒能被錄取,又因學費高的緣故與考中的中法大學失之交臂。求學無門的沈從文只能調整目標,將全部精力用于文學寫作方面,結果也是失望的,以十二分刻苦寫成的稿子,投往各個刊物后被悉數退回,甚至被奚落。一連串的失敗下,至最后連自己的生計也發生了危機。寒冬時節,穿著幾件單衣的沈從文伏在沒有爐火的小房內寫作,全身凍得發抖,前來看望他的郁達夫眼見此狀,既驚訝又同情,立刻解下自己的圍巾給沈從文圍在身上,并在飯后將余下的錢留給了沈從文。不久,郁達夫便以沈從文為核心,發表了《給一個文學青年的公開狀》,為沈從文呼吁不平。面對困難,沈從文沒有退縮,以他“鄉下人”特有的毅力堅持了下來,終于取得了成功,在接下來的二十年時間中,相繼發表了包括名篇《邊城》、《湘西散記》、《長河》等在內的各類作品400余萬字,一舉成為了當時文學界重要的作家之一。在沈從文剛剛邁入中年的時候,就實現了他全部事業生涯中文學創作部分的成功。他創作的那些飽含清新秀美鄉土氣息和注重人性描述的作品風格,在國內文壇獨樹一幟,其藝術特色還曾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引起國際文學界的高度重視,據悉,1988年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的委員們曾將目光重點的投向了沈從文。

1929年,也就是距沈從文“高考”失敗的六年后,被時任中國公學校長的胡適破格聘為講師,這是沈從文以小學文化的學歷資格首次登上大學的講臺,為學生講授“新文學研究”、“中國小說史”等課程。此后,沈從文又先后在上海暨南大學、武漢大學、青島大學、西南聯合大學、北京大學等多所知名高校分別擔任過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的職位。

在成功完成文學創作與教學任務的同時,沈從文還抽出部分時間經歷參與刊物和教材的編輯工作。他曾擔任過《大公報?文藝副刊》、《平明日報?星期文藝》、《益世報?文藝周刊》等欄目的主編,與徐志摩、楊振聲、蕭乾、馮至等人一起,以刊物為紐帶,聚結了梁思成、林徽因、鄭振鐸、朱自清、聞一多、周作人、朱光潛、俞平伯等大批知名學者,使其刊物特別是《大公報?文藝副刊》辦的有聲有色。

1948年,因為某些原因,沈從文開始退出文壇,轉入博物館和文物方面的研究。北京解放后,沈從文就辭掉“北大”教授職位,來到新成立的中國歷史博物館工作。沈從文這次工作性質的改變,雖然最后也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但轉身之初并不順暢,更難談華麗。面對新的工作和環境,此前在文學創作、教學和刊物編輯工作取得的巨大成就,并沒能給他帶來多少幫助,相反,在一定程度上還成了負擔,沈從文遇到了他人生道路上又一個困難時期。

為了邁過他人生道路中的第二道坎,在最初的幾年里,沈從文經歷了痛苦的折磨,他再次拿出其“鄉下人” 的超強毅力,克服種種困難壓力,終于走出了思想陰霾,投入到了新的工作。為了掌握更多的第一手資料,沈從文在“午門樓上和兩個回廊”的文物庫房中“轉了十年”。已經過了“知天命”年齡的他,每天早晨7點上班,下午6點鐘下班,工作時間長達11個小時,春夏秋冬,四季如一。僅在五十年代的十年中,經他過目、把握、研究的銅器、玉器、瓷器、漆器、家具、繪畫、錢幣、絲綢、地毯等文物,就有近100萬件之多。沈從文就是這樣,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始終陪伴著他那些鐘愛的各類文物,默默地學習著、努力著,頑強地從事著他再次選定的事業。在具體的研究項目方面,沈從文用他積累的廣泛文化史專長安排實施了多項計劃,主要有“明清絲綢”、“刺繡史”、“唐宋銅鏡”、“工藝美術簡史”、“中國陶瓷藝術使”“中國漆器圖案”以及為未來“絲綢博物館”的成立做準備等等。一分耕耘一分收獲,功夫不負有心人。沈從文經過長時間的潛心鉆研,終于有了收獲,從1953年較早發表的《明織金錦問題》和《中國古代陶瓷》開始,相繼又有《龍鳳藝術》、《唐宋銅鏡》、《戰國漆器》、《中國絲綢圖案》等論著的出版。此時的沈從文在文物研究領域已經擁有了一定的學術地位。

注重運用研究理論方法,是沈從文文物研究成功的一個秘笈。在歷史文化研究領域,文物往往承擔著為某種研究理論觀點提供依據的作用,具體問題研究成功與否,鑒定把握文物的準確性成為了問題研究的關鍵。沈從文深知此問題的重要和嚴肅,他運用馬克思主義任何事物存在普遍聯系的基本原理,舍得在此投入大量的時間經歷,在浩瀚文物海洋中,結合文獻,認真觀察、分析、比較每件文物的質地、造型、紋飾、色彩等特點,從中努力尋找出同類、同時代文物的共性與差別,找出相承時代、不同時代、不同民族、不同地區各類文物間的異同規律,形成經驗,并用于文物的鑒定實踐之中。比如,普遍被業界認為是五代畫家顧閎中所作的名畫《韓熙載夜宴圖》,沈從文通過畫中所繪用具、禮儀習俗、人物服飾等表現內容都是宋代所具有的特征為依據,鑒定該作品的成畫年代是宋代,而非被多數人認為的五代。

沈從文還是王國維“二重證據法”研究理論的積極推行者。他在美國圣諾望大學的一次講演上說:“(文物)十分顯明是可以充實、豐富、糾正《十五史》不足與不確的地方,豐富充實以嶄新內容。”他又認為:“以書注書方法研究,不和實物聯系,總不容易透徹。不可避免會如紙上談兵,和歷史發展真實有一個距離。”多年來,沈從文用這種方法解決了許多的問題,比如漢代的進賢冠上幘巾出現的時間爭議、中國古代銅鏡變化區別等問題。

在文物研究領域,沈從文可稱得上是全材,其中,建樹最深的當屬服飾專題研究。

1963年,沈從文受周總理的委托,編撰一部研究介紹中國古代服飾方面的專著。沈從文不負重托,利用自己長期積累下來的廣博文物知識,在館里其他同志的協助下,于1964年底完成了書的初稿。就在著作將要出版之際,一場席卷全國的浩劫,差一點使這部成果毀于一旦。 1978年,在中國社會科學院首任院長胡喬木的支持下,沈從文由歷史博物館調入歷史所,很快組建起了一個新班子,繼續完成《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工作,并于1981年在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順利出版,在完成了周總理囑托的同時,也宣告了沈從文文物研究事業的成功。

《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一書,沈從文以大量各類文物作為第一手資料,從具體問題入手,旁征博引,深入分析,力求全面透徹。全書雖不是沿襲傳統的體系構架而完成,但所論內容事出有據,具有突出的開創意義,直到20多年后的今天,這部專著仍然保持著極高的學術價值。該書的出版,不僅填補了我國古代服飾研究空白,而且在學術領域還成就了一個新的學科。

                                                                          (趙連賞供稿)